熨板折射出的工業餘光：駿茂制衣設備

I燙板

當我們談起香港製衣，往往會先想到工廠裡營營役役的製衣工人，想到那件偶爾在外國二手店裡找到、嘜頭繡上了「Made in Hong Kong」的舊裇衫，甚至想到歷史書裡那幾頁經常翻閱的香港工業史。然而，鮮有人提及的是，在香港製衣業最蓬勃的那些年，支撐着工廠生產運作的器具與設備，原來有不少同樣也是「Made in Hong Kong」。

來自駿茂製衣設備的蔡師傅，正是這段歷史的見證者。多年來，他守着新蒲崗一棟工商廈地舖裡一間毫不起眼的小店。店面低調，平日從玻璃門外望進去，幾乎看不見客人，像是和街外的節奏隔開了一樣。若非走近細看，很難想像這裡仍然保存着一門與香港製衣業緊密相連的手藝。

走進店裡，那種近乎工廠環境的格局便立即映入眼簾。天花吊着衣架，整面陳列架放滿各式各樣的小型製衣器材，店鋪深處還鋪着鐵地板，一切都和一般人對「店舖」的想像很不一樣。蔡師傅就坐在店內一角的電腦檯前。行事不算張揚的他，卻曾經默默支撐過香港毛衫廠裡一道重要工序。

蔡師傅做的，並非一般人較熟悉的車衣或剪裁，而是一門更少被看見的加工手藝：毛衫廠所需的燙板。這個名字對外行人來說或許陌生，不過對昔日毛衣廠的生產流程而言，卻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一般毛衫廠需要燙板，因為衣服洗完之後會縮成一塊，所以要做塊跟返件衫形狀嘅板，用來燙返件衫成形。」

這道工序不會直接留在成衣表面，消費者未必知道它曾經存在，但無數毛衫出廠前都要經過這一步。衣服最後能夠以平整、成形的樣貌離開工廠，背後依靠的除了是工人一雙雙手，還有這些按衣服形狀製成的燙板，以及像蔡師傅這樣製作工具的人。

這門手藝之所以長出來，某程度上也和當年香港製衣業的整體規模有關。蔡師傅回憶，那時製衣業生意極旺，連帶他們這類配套工序也忙得幾乎停不下來。對他來說，燙板從來都不是甚麼邊緣工作，而是整個生產體系實實在在推着走的一環。

「毛衫製衣比較旺，形成我哋幾兄弟就算做到十一、二點都做唔完，太旺。」

在蔡師傅的記憶裡，那是一個需求遠遠走在時間前面的年代。當時大陸尚未開放，生產大量集中在香港，本地工廠既需要大量人手，也需要像他們這樣的加工配套去支撐整個流程。蔡師傅形容，那時不只是製衣業興旺，而是百業興旺。工廠有單，客人有錢，整個市場高速運轉，對客人來說，最重要的始終是交貨，是有人能夠幫手解決問題。

「當時啲客利潤高，都搵得多，你能夠交貨，客人就會開心。所以你能夠解決佢哋嘅問題，好多時價錢佢哋畀貴啲都得，因為佢賺到錢佢無所謂。嗰時行行都好生意。」

也正是在這種環境下，需求本身已經足以支撐利潤，也足以令一門平日不太被人看見的手藝，變成一盤怎樣做也做不完的生意。

II徙置區

蔡師傅入行很早。如今已七十五歲的他，回頭再看，自己接觸這門手藝，已經是六十年代末的事，當時他也不過十五、六歲。那不是一條經過仔細規劃的職業路徑，更像是順着家庭與生活環境，自自然然走進去的日常。

「嗰時係家庭作業。」

那時，他們一家住在觀塘一帶的徙置區。徙置區裡有不少由政府出租的小鋪位，有人接生意，有人做加工，很多工作便是在這些地方開始。蔡師傅家裡這門手藝，最早也是在這種貼近日常生活的環境裡慢慢學回來的。

「我哋叫做徙置區，徙置區好多時有啲小店，政府租嘅舖頭仔，就喺嗰啲地方接生意。」

在他的記憶裡，入行不太需要甚麼正式拜師學藝。更多時候，靠的是朋友，靠的是鄉里，靠一個接一個的人情介紹。有人問你「識唔識做」，識一點，便帶你入場；做熟了，又會有人再介紹下一份工作。這門手藝最早就是這樣在人與人之間傳下來的。

「好多時朋友經過，鄉里問蔡先生你懂唔懂做呢啲，就帶你入行。」

最初，他們便由燙部開始做起。學會一點，便再接下一間；師傅去了別的廠，又會再介紹新的工作。這種家庭式作業，後來也很自然地延伸到蔡師傅自己的家裡。當時他們一家住在觀塘，兄弟姊妹眾多，整個家庭幾乎都被捲進同一個生產網絡裡。有人做板，有人送貨，有人接不同區域的單，工作分工的系統就在家庭內部慢慢建立起來。

「我哋當時九兄弟姊妹。幾個妹個個都有車牌，就負責開車。咁就變成咗我哋做，佢哋負責送貨。後來太好生意，咁幾兄弟幾個人就拆開一人一檔，一個管觀塘，一個管青山道，觀塘負責新蒲崗、油塘呢啲區域，如果在青山道嗰邊就係負責荃灣、屯門。」

蔡師傅對家庭的描述，是一種很典型的工業時代家庭結構。工作與家庭之間沒有很清楚的界線，接單、做板、送貨、人情往來，全都在同一個生活圈裡發生。可見，當年的工業從來都不只是工廠裡面的事，也是一整個家庭，甚至一整個社區共同撐起來的生活方式。

III全民皆兵

若把蔡師傅一家人的工作方式放回當時的環境來看，便不難明白為何那一代人對香港製衣的興旺，會有如此具體而清晰的記憶。因為那不只是某幾間工廠的事，而是一整個城市中不同角落同時出現的工業景象。蔡師傅回憶，單是毛衣廠，在香港工業高峰時期便有過千甚至二千間。這種密度不只體現在數字上，也真切地落在一棟棟工廈與一個個工業區之中。

「我睇都有兩三千間，因為有啲就係一棟大廈都有十幾間，例如嗰邊旺景（新蒲崗旺景工業大廈），唔好講製衣廠，淨係毛衫廠都差唔多有十幾間。」

在那樣的年代，除了這些較具規模的工場之外，還有大量更細小、更分散的家庭式工場，藏在住宅樓宇或樓上小單位之中。住家可以是工廠，閣樓也可以是工場。幾百呎的地方，也可以拉機、開工、接單，成為產業的一部分。蔡師傅形容，那時幾乎是「全民皆兵」，人人都在想辦法搵食、謀生。

「因為大家都係希望喺呢個環境，盡量做生意或者謀生，多勞多得。」

香港製衣業的高峰，體現在整座城市對勞動與生產的高度投入，也體現在幾乎每個香港人都能以某種方式參與其中。也正因如此，像燙板這類不會直接出現在成衣表面的工序，也能穩穩嵌在當時整個大系統裡，成為支撐產業鏈運作的一部分。

不過，蔡師傅家中的這門手藝，也不是一開始便為製衣而存在。

「我爸爸嗰時唔係做呢啲，佢專做樂器。嗰時鄉里有啲古箏、琵琶或者二胡壞咗攞嚟修理。」

這門手藝最早來自另一種更早、也更細緻的工藝，後來才慢慢轉進製衣這一行。這種轉換在當時並不罕見。做工藝的人，很多時候都要在不同材料和不同用途之間，重新調整原有的手勢。

「其實做工藝的東西就係一理通百理明，等於你鋸一塊木，鋸呢塊木同嗰塊木都係咁鋸，不過造型唔同，大家嘅要求就唔同。樂器當然要講音質，而我哋做的燙板主要係要夠滑身，唔會勾住啲衫。」

當時很多工藝都不太可能在完整制度裡被培養出來，很多時是在時代需要和生存壓力之下，一點一點轉向新的工作。手藝沒有消失，只是換了一種用途，繼續留在那個年代的生產線上。

當年的香港製衣，量大，款式也多。蔡師傅回憶，童裝、男裝、女裝各有不同需要，而當中又以女裝花款最多。袖型、褲型、剪裁變化特別多，單是他隨口數來，已經有「燈籠袖」、「飛機袖」、「蝴蝶袖」，還有「喇叭腳」、「燈籠褲」之類的款式。

花款一多，對蔡師傅這類做燙板的人來說，工作自然停不下來。每一種輪廓、每一種線條，都要配上不同形狀的板具，同一套板根本應付不了所有衣服。他提到，自己一接到時裝款，便要依着衣服的形狀去做，有時是羊毛褲，有時又是另一類時裝，工序一路跟着款式轉。忙起來時，眼前是整個高峰期的生產量，一批接一批地推過來。

蔡師傅說，香港製衣最旺的時候，即使是規模較小的工廠，燙部通常也有十個燙位以上。這意味着每一個款、每一個尺碼，都要配合相應數量的板去支撐後續工序，而實際製作時，數量往往比表面看來更多。

「中碼一定是做多啲㗎喇。因為中碼嘅量多啲，大碼、細碼就少啲。而要做三十塊就唔係淨係做三十塊，起碼要做四五十塊，因為會損耗。」

更麻煩的是，這一批剛做完，下一批未必還是同一個款。款式一轉，形狀一變，整套板又要重新做過。蔡師傅他們的工作，就是一路跟着時裝變化往前走。這些板不會出現在成衣表面，也不會被消費者看見，但每一種衣服最後能夠成形、能夠整齊離開工廠，背後都經過了這樣一輪又一輪、因應花款重新製作的工序。

隨着毛衫廠越開越多，蔡師傅他們所做的，也慢慢由燙板一路延伸出去。那時大陸尚未開放，生產幾乎全集中在香港，本地工廠的燙部除了板，還需要各種配套用品。蔡師傅記得，工廠裡有燙斗、蒸氣喉、燙枱上的燙布、燙氈等不同物件，而客人做熟了，便會很自然地開口問一句「喂阿蔡，你識唔識整呢啲」。若他們能夠處理，客人便索性直接向他們拿貨。

「所以就有例如檯嘅燙布、燙毯，咩都試吓做，慢慢演變，越賣越多。因為我們接觸到，有商機，我們就可以繼續做。」

這個過程更像是一路被需求推着向外伸延。工廠有需要，他們便試着做；做得來，便繼續做下去。原本只圍繞一塊板的工作，也就這樣慢慢擴成一整套燙部配套。哪裡出現問題，便改哪裡；客人投訴哪裡不順，便再想辦法修正。很多事情都不是先有一套完整方法才開始，而是在實際做的過程裡，一邊試，一邊改，一邊摸索出來。

「我們發展過程當然有瑕疵，例如呢度有啲咩問題，點解會起浪，點解會唔齊整，啲客咁樣投訴，我哋就改進，慢慢改進。」

當年香港不少工業相關生意的運作方式大多都這樣，他們很多時不會先整理出一套完整理論，再照着推進，而是在實際操作裡，把經驗一點點從錯誤中累積出來。也因此，蔡師傅他們賣的實際上比工具更多，因為那是一整套隨着工廠需求慢慢長出來的配套。板可以做，布可以做，毯可以做，只要工廠仍然運轉，生產線上遇到的問題仍然存在，這些圍繞着燙部而生的用品，便會一直有人需要。

IV工業時代

當年香港製衣之所以興旺，很大程度來自出口市場。蔡師傅回憶，香港生產出來的成衣主要都銷往海外，去向以美國和歐洲為主，另外連蘇聯也有不少訂單。

「最早係美國，美國、歐洲，重有去蘇聯都有。主要都係羊毛衫，嗰時全部都係出口。例如如果蘇聯嗰啲好大單，一個款幾十萬件，款式要求很單調，但量大。」

市場需求直接牽動生產節奏。款式簡單但數量極大的訂單，最能推高整體產量。當香港製衣廠一間接一間的開，製作出來的成衣又一批接一批的送往海外時，連帶帶動與製衣相關的上下游行業一同受惠。

「嗰時就帶挈所有相關行業，上游、下游產業都有。就算膠袋、鈕扣，全部都有需求。有啲就係做燙枱、燙機嗰啲，嗰時喺香港都有八九間係做呢啲嘢，但都係好好生意，嚟唔切做。」

那是一個正在高速運作的工業網絡。成衣出口越多，背後那些平日不太被看見的材料、設備與工具，也就跟着越做越旺。蔡師傅他們所處的位置，正正落在這條網絡之中。

若說出口訂單撐起整條工業鏈，新蒲崗等工廠區最直接呈現出來的，便是人流。蔡師傅形容，當年工廠區一到放飯或上下班時間，街上的情景幾乎可以用擠迫來形容。一整批工人同時湧出工廈，爭位、趕時間，整個空間都被人填滿。

「等於而家你見到對面稅局嗰邊啲人流，重要係大家你推我我推你咁走嗰啲，食飯係要爭位。」

吃飯也是一場爭分奪秒的事。很多人會自己帶飯，一到時間便衝到街邊蹲下來吃。整個工廠區到處都是人，甚至「人多過車」。照片裡看到的只會是某一角落，真正身處現場，才能感受到那種誇張的密集景象。工廠區既是生產場地，也是由密集勞動構成的城市場景。

這樣的人潮，同時也是移民與勞動年代的縮影。蔡師傅直言，當時很多人都是由大陸來港，「個個都係落嚟搵食」，包括他們自己也是昔日偷渡南下的人。大家聚在工廠區，原因很直接：這裡有工作、有需求，也搵到食。在他的印象中，那時做工業確實「好搵」，只要肯做，跟得上節奏，便有機會分一杯羹。

「嗰時需求大，你就算做電子也好，做玩具也好，其實行行都可以搵到錢。因為嗰時百業興旺。」

這種全面性的旺盛，令工廠區成為一代人集體湧入、集體勞動、集體謀生的地方。香港製衣最風光的年代，不只體現在出口數字，也體現在整座城市被生產牽動的狀態。

在出口主導的年代，樣板本身也成為一種開路工具。蔡師傅記得，當年不少工廠為了接外國訂單，會先大量起板，把不同款式做好，再寄往海外，由客人揀選，再決定哪些款落單生產。本地工廠先投入時間和成本，把可能性鋪墊出去，等待海外市場回應。

「以前有啲廠有一種模式，為咗做外國生意，經常起板，一起就百幾二百款之後就寄去外國。」

每一件板未必都會變成訂單，但正因為有生意、有需求，這種前置投入便成為常態。對做板的人來說，工作除了服務下了單的客人，也需要試探市場對不同款式的反應。

「嗰時我哋有好多間都係咁做，起板多到不得了。」

這種「多」，反映的是整個行業的狀態。工廠為了爭取生意，把工序往前推，樣板成為競爭的一部分。

然而，出口生意本身亦有門檻。蔡師傅提到，當年要出口到美國，首先面對的是配額。能夠直接出口的人始終只是少數，政策制度很快就掌握在既有的大廠與大家族手中。

「因為以前去美國需要配額。配額全部畀大家族或以前做開，已經去過美國嘅單位⋯⋯其他廠家想出口出唔到，就一定要經過佢哋買。」

配額逐漸變成可以炒賣的資源，價錢由幾元炒到一百、二百甚至三百。許多實際負責生產的工廠，只能替持有配額的人做貨，再用對方名義出口。利潤集中在掌握出口權的人手中，資源與權力也隨之累積。

除了配額，出口亦依賴另一種中介角色，就是洋行。蔡師傅形容，洋行負責處理文件、對接外國買家、理解合約要求。當時沒有互聯網，不少廠家英文有限，也未必看得明文件，於是由中間人處理整個流程。

「我哋淨係識做，而有讀過書嘅就做中間人，做貿易，做文件⋯⋯我做完就收現金解決，後面點樣走我哋唔理。」」

這種分工在當時相當自然。有人負責對外與文件，有人負責生產與技術。做板、做配套、做加工的人，只要前端工序不停，後面的事情便毋須理會。很多工業從業員雖然深深嵌在生產鏈之中，卻未必掌握整條鏈的運作。香港製衣最風光的年代，內部仍然存在清楚的分層。

在配額制度之下，美國市場長期被少數人掌控着。當出口通道收窄，空間被壓縮，部分廠家便開始轉向其他市場。蔡師傅提到，尤其九十年代之後，越來越多人開始轉向歐洲市場。

「香港人最厲害係乜？就係捐窿捐罅，直接去歐洲。」

歐洲沒有配額限制，自然成為新的出口方向。當原有市場難以進入，便有人開始自己找客、自己開路，逐步建立新的出口關係。

除了歐洲，東南亞、非洲等地亦逐漸進入視野。不同地區的制度條件不同，有些市場限制較少，有些成本較低。廠家順着這些差異，一步一步調整出口方向。九十年代後的轉向，更像是在既有制度壓力下逐步形成的結果。原有秩序容不下所有人，於是有人在縫隙之中，慢慢開闢新路。

V北移

後來，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港資廠房陸續北上。香港工廠雖然沒有一下子全數消失，但卻進入了一段極其曖昧的過渡期。蔡師傅回憶，很多廠家都會把主要生產工序搬上大陸，但表面上仍會在香港保留一部分人手與工序，讓工廠看起來仍然在本地運作。原因很簡單，當時外國市場認的，依然是「Made in Hong Kong」，不是「Made in China」。

「嗰陣時『Made in China』係冇人要，『Made in Hong Kong』先有人要。喺外國人理解入面，China 係佢哋唔識嘅。」

在那樣的情況下，很多廠家都不會完全放棄香港，盡量保留一個仍然說得過去的情況。蔡師傅形容，政府部門來查廠時，見到香港這邊仍然有人手、仍然有工序，至少表面上還講得通。至於大部分生產，往往是在大陸做了七、八成，運回香港之後，再完成燙、包裝、釘嘜頭、剪線頭等較後段、較零碎的工序，令整件貨在名義上仍然算作香港製造。

這當中當然有灰色地帶，但事情也不只是隨便黐個嘜頭便算。蔡師傅提到，當時政府本身有一套比例與規則，香港這邊必須完成一定程度的生產步驟，貨品才可以算作本地製造。廠商們的行為一直游走在制度容許與實際操作之間，既有規矩，也留着相當靈活的操作空間。

只是，當大陸工廠越開越多，香港這邊的角色也越來越傾向只做最後幾步。當然，出口證仍然掛在香港，香港製造的身份就仍然有效，但背後支撐這個標籤的生產邏輯，已經換了一套。蔡師傅坦言，其中當然有不少「偷雞摸狗」的成分，很多貨差不多在上面做完，香港這邊只剩一些收尾工序，更多時候像是在應付檢查，也像是在維持一個仍然說得過去的表象。

「其實差唔多上面做晒㗎喇，落嚟辦下嘢咁樣，做場戲，都算係行業嘅黑暗面。」

這就像是一種時代矛盾。香港製造仍被外國市場視為一種信心保證，但撐起這個標籤的生產基礎，早已開始鬆動。制度未消失，工廠未完全撤離，標籤雖然有效，但整個行業卻已經往另一個方向移動。

即使中國工廠後來逐步承接了更多生產工序，蔡師傅仍然認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外國市場信任的，始終是香港製造。這種信任不只來自產地本身，也來自香港人對整套出口邏輯的熟悉。在他的理解來看，外國客戶之所以重視香港的出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產品質素，以及香港人較早掌握了他們那一套要求。

「點解佢哋咁重視香港嘅嘢、質量？因為香港人始終都係知道大家嘅脾性，即係我要畀啲咩你，你先會收貨。」

蔡師傅所說的「脾性」，指的是一整套做出口生意的規矩與語言。甚麼規格會被接受，甚麼細節會被挑剔，合同上那些英文條文到底在講甚麼，若出了問題又會怎樣被壓價，這些事情香港人雖然未必都完全清楚明白，但至少比當時剛起步的大陸工廠更早接觸，也更早適應。蔡師傅指出，那時中國方面識英文的人本來就不多，看得明出口文件與合同的人更少，連香港人自己有時都未必完全看得透，更何況是剛起步的大陸廠家。

在他看來，外國客戶很多時就是利用這種資訊與語言上的落差來壓價。貨到了埠頭，便以不符合同要求為由再壓低價格，甚至拖欠尾數。

「到今時今日都有呢支歌仔。都係咁樣壓價，好多廠都收唔到尾數，就係咁樣。」

也因為這樣，香港製造當年之所以吃香，和香港作為中介角色的歷史位置很有關係。香港較早知道如何應付外國市場那一套遊戲規則，也較早學會如何在其中周旋。蔡師傅亦坦言，當年香港人確實有一種優越感，那是一種很具體的國際位置感。

「香港係有優越感，我哋嗰時出去行係有優越感。即係當時出到外國，無人識中國，淨係識香港。首先有美國帶挈香港，嚟揾香港做單，香港做完單去美國，而其實美國嗰邊啲客，係銷歐洲同其他地方，而因為衫上面嘅嘜頭打咗香港，嗰啲人就開始認識到香港呢個地方。」

香港的名字，正是透過一批又一批打上香港嘜頭、送往海外的貨物慢慢傳遍世界各地。後來，當美國市場開始設限，香港人便轉而飛去歐洲談生意，在新的地方重新打開局面。香港被國際市場所承認，從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跟着貨、跟着人、跟着一批又一批四圍飛去搵生意的香港廠家，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不過，市場開放，並不代表信任會立刻跟上。蔡師傅提到，早在鄧小平正式南下之前，已經有人開始留意大陸開放後的可能性，甚至直接北上找尋商機。但對他們這一代人來說，「返上去」從來都不只是做生意那麼簡單，而是一個夾雜着顧忌與偏見的決定。他坦言，當時很多香港人對共產黨始終有保留，最核心的問題，不外乎是政策「穩唔穩陣」，以及「信唔信得過」。

這種顧忌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源自於活生生的記憶與經歷。蔡師傅說，他們本來就是從上面「走難落嚟」的人，上一代之所以南下香港，本身就與政治轉變有關。若再往前講，甚至牽涉整個家族原本在大陸的生活基礎。

「以前我哋阿爺嗰代係做樂器，嗰時我哋係大世家，屋企有錢有兩個山頭，就係因為一個共產黨，全部冇晒。全部冇晒嗰一刻，你重會信呢個政黨？就係因為咁樣先咁多人走落嚟香港，之後你話重要氹我哋返大陸投資。你個個都唔會想做第一個。」

這是許多香港工業人很真實的心理背景。對很多由大陸南來的人而言，香港不只是工作場所，也是讓生活得以重新開始的地方。正因如此，後來有人勸他們北上回去投資、設廠、重新把資源放回大陸，很多人自然不願意做第一個。蔡師傅形容，當時不少人都抱着同一種觀望心態：先看看那些大老闆、大工廠上去之後會不會出事，若然無事，下面的人才敢慢慢跟上。北上發展對香港廠家而言，乃是一種在歷史陰影底下慢慢試探出來的抉擇。做生意可以慢慢計成本，但信任的重量卻未必能夠一下子就能計得清。

北上之後，蔡師傅他們很快便發現，大陸市場的規模根本不是香港那一套可以直接應付的。以前在香港面對的只是本地廠家與本地需求，範圍有限，人手與工序大致都還控制得來。但一旦把生意帶到大陸，情況便完全不同。工廠不再僅是集中在某幾個熟悉的區域，而是一下子分散到不同城市、不同省份，單量和範圍都遠遠超出原本那種家庭手工式的運作方法。

「以前自己喺香港生產就只係需要管香港，但係上到去，一張單話東莞要燙板，另一張就係喺福建。即係做咁多自己又管唔嚟，因為花款太多，我哋應付唔到。」

他們所面對的是整個生產規模徹底的不同。原本在香港，他們或許還可以靠自己落手做、自己送貨、自己逐間廠應對；可到了大陸，客人一開口，就是直接要你把整間廠的配置都供應起來。那種需求量一上來，原本靠手工和熟練應付的方法，自然很快便到了極限。

蔡師傅提到，這種壓力不只出現在燙板，也出現在其他設備上。譬如裁牀這類工廠基本設備，以前在香港，做最多也不過兩三張；可一去到大陸，客人一開口，便可能是要用裁牀鋪滿整間廠。對他們來說，這已經不是做不做得出來的問題，而是原本那套生產規模及概念，根本追不上那種工業規模的膨脹。

「就等於我哋做裁牀，佢哋要用嘅裁牀。以前喺香港話做最多都係兩三張，你返大陸做，啲客叫我哋用啲裁牀同佢鋪平間廠，嘩真係做死你，我哋先幾多個人，就算全機械化我請多一百個工人都做唔嚟。」

也正是在這個過程裡，他們開始慢慢轉向另一種做法。起初，他們仍然照原本的方法去做，自己生產、自己供應，先把樣板做出來，再讓客人照着去複製。可是做着做着，他們越來越清楚，與其繼續自己完成所有工序，不如索性轉去賣原材料。因為值錢的，很多時未必再是「做」這個動作本身，手上掌握着那種別處沒有的材料與來源，反而變得更為重要。

蔡師傅提到，他們用來做燙板的板材是一種很特別的木料，不是隨便在街上便買得到。這種木要夠吸水，越燙越滑，本身還帶一點臘質，才能承受反覆燙衫時的需要。這材料最初也是他們偶然找到，後來用得多了，便直接向代理行大量訂貨。貨櫃一到香港，再轉運上大陸，慢慢便發現，與其由自己一塊塊做好成品，不如整個貨櫃把材料賣給客人，由他們自己去鬭木、自己去加工。

「國內的人都咁聰明，佢哋鬭木冇問題，冇必要等我哋再做。但材料佢哋就無，大陸無呢啲材料，得印尼有，所以我哋上得去就趁機喺上面賣材料，因為貿易你多少都可以做，咁樣又好賺，又好過自己做，又唔使畫又唔使鋸。」

蔡師傅並非覺得大陸工人能夠完全取代他們，但他坦言，一旦加工技術本身變得容易被複製得到，真正難以取代的，反而是你手上有沒有別人拿不到的材料與渠道。既然大陸沒有這種木，而印尼才有，他們便乾脆利用自己早一步建立起來的供應鏈，在上面賣材料、分貨、做貿易。

這樣一來，整盤生意的性質也跟着改變。以前靠畫、靠鋸、靠手工一件件做出來；後來更多是做分貨、做中介、做供應。蔡師傅直言，這樣反而更好賺，因為不用再逐件落手做，也不用再被工序綁死，只要掌握着材料來源，幾多都可以賣。駿茂北上之後的擴張，沒有把香港製造原封不動複製到大陸。他們是在新的生產規模之下，重新找出自己的位置。手藝仍然重要，但令生意延續下去的，已經不只靠手藝，還要看你能否比別人更早一步，看清楚哪一環最值得守住。

然而，蔡師傅並不認為，這種由做貨轉向賣服務、賣原材料的變化，是甚麼特別高明的商業部署。在他看來，那更像是時勢一步一步把人推到那個位置。原本大家都只是做自己熟悉的工序，但當生產規模變了、成本結構變了、供應鏈的重心也變了，單靠原來那套方法已經無法支撐下去，人自然便要跟着走。

「其實一路都係時勢帶住我哋走，唔係我哋去發掘，係生活逼住你要去。嗰時香港都有一個好普遍嘅現象，就係好多香港人喺大陸設廠之後，都有呢種方式，發現原來可以透過做中間人嘅角色就可以賺到錢，而大家都是畀嗰個時勢逼出來嘅。」

蔡師傅以製衣廠為例，指出當時有些工廠手上本來就持有入口布料的配額，買布要配額，他們若買多了布，便可以把多出來的部分轉手賣給大陸工廠，一方面自己照常生產，一方面又從中賺取另一筆。獲利的途徑漸漸不再僅限於工廠裡那條生產線，也來自生產線以外，那些別人未必握得住的資源與中介位置。

當原本的工業模式慢慢鬆動，有人便開始在裂縫裡找新的位置。有人繼續做貨，有人轉做貿易，有人賣原料，有人做中間人。大家未必是主動轉身，卻是被現實一步一步推着，走向另一種更能維持生計的方法。

VI過日辰

事過境遷，如今大陸早已成為世界工廠，相比之下，香港工業看起來已經日薄西山。說到香港工廠為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蔡師傅的答案也很直接。表面上看，人工貴、租金貴，生產成本一年比一年高；再往下看，真正撐住工業運作的基礎，其實早已慢慢鬆散。

其中最難逆轉的，是技術工人的流失。蔡師傅說，如今很多熟手工人早已離開行業，有些成了媽媽，有些做了婆婆，更多的只是老了、退休了，再沒有人補上原來的位置。維修的人少了，做工的人少了，懂得整套工序的人也越來越少。問題不只是哪一間工廠請不到人，而是整個行業都已經找不到足夠的人去維持原本的運作。

「你哋而家想搵多幾個嚟車衣，你都搵唔到，道理係一樣。佢哋老嘅老，又或者好似我哋咁，已經全部上晒年紀，退晒休。」

在他的描述裡，香港工業的消失不是某一天突然停止，而是那個可以運作的範圍一圈一圈地慢慢在縮小。工廠還在，店還在，機器可能還在，但令整套系統轉起來的人，已經越來越少。到了最後，留下來的，大多也只是像他們這樣「上晒年紀」的人。

也正因如此，當蔡師傅講到工業「只能夠返晒大陸」時，背後講的也不只是成本問題。大陸仍然擁有香港已經逐步失去的東西，例如較充足的人手、較完整的配套，以及一條仍有能力持續運作的工業鏈。

「大陸資源始終係源源不絕。」

蔡師傅的看法也幾乎替香港工業的退場寫下了最現實的註腳。當一個地方再也無法穩定提供相關勞動人口，工廠的消失就不只是個別企業的失敗，整個系統實際上也逐步失去自我維持能力。

不過，香港工業的退場，也和外國市場對生產地的想像慢慢改變有關。蔡師傅提到，早期外國客戶之所以信任香港，除了因為香港懂得做出口、懂得應付規格與文件，也因為那時他們對中國仍然相當陌生。然而，隨着時間過去，情況開始有所轉變。很多原本在香港設廠的人，後來北上到大陸開廠，卻沒有失去原來與外國客戶之間的聯繫。相反，正因為他們本身已經有客路、有信心，慢慢便可以直接跟客人講，同樣的貨，現在在大陸做，一樣可以交到同樣級數的貨物給他們。當這條關係穩定下來，香港作為中間一站的角色，便再也沒有任何意義。

「其實佢哋自己同外國客都已經有聯繫，有一定信心，咁就冇需要香港做。」

這個變化，也令洋行那種傳統中介角色慢慢失效。以前做出口，要靠香港的中間人，靠文件處理，靠懂英文的人；後來，越來越多大陸廠家自己便能直接接觸市場。尤其互聯網出現之後，資訊與聯繫渠道不再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外國客戶與大陸工廠之間的距離也大大縮短。蔡師傅說，現在大陸不少人本身眼界更高，教育程度也比以往提高了不少，有些甚至出過國接受過外國教育，自己就已經能夠直接找客談單，甚至連樣板都可以一併做。香港當年憑着語言、文書工作及出口經驗建立起來的優勢，便在這樣的變化裡一步步被削平。

到了後來，外國接受的也漸漸接受了「中國製造」這四個字，整個的生產及貿易關係已經不需要經香港轉手。因此，當信任、技術與聯繫大陸一方都能夠做到，香港這個曾經相當重要的中間人位置，也就逐步不再需要存在。

除了生產與出口本身，當年的制度限制還意外催生出另一類生意。蔡師傅提到，以前不少貨做出來之後，若品質未如理想，或者在檢查與交付過程中出了問題，往往便不能再按原定渠道出口。有時工廠會派人上去做 QC，也就是品質檢驗，但即使如此，仍然會有整批貨最終只能當作次貨處理。

「以前的貨落咗嚟就上唔返去，所以有時會派人上去QC，但有時批貨出到嚟真係唔得，就全部當成次貨，去尖沙咀嗰啲『出口舖』度散貨，剪晒嘜頭。嗰時就多咗衍生出呢堆店舖。我們一般廠家係唔會自己賣呢啲貨，而美國有禁制，唔准你喺其他地方銷售，所以唯有啲廠自己剪嘜頭。」

不過，對廠家而言，自己處理這批貨本身也是成本。很多時候，最實際的方法便是一次過交給專門收貨的人處理。

「後來剪嘜頭都係成本，就一次過畀晒收買佬，幫佢哋收晒佢。」

也正因如此，一批專門處理這類貨尾與次貨的收買佬慢慢出現。他們把貨收回來，剪掉原本的嘜頭，覺得衣服品質不差，就這樣丟掉很浪費，於是再把它們帶到尖東、旺角等地方散貨出售。蔡師傅說，後來那些被稱為「出口舖」的店，有不少便是因着出口制度的限制、工廠處理次貨的需要慢慢衍生出來的

在這個過程裡，我們能看見的仍是同一套香港式的生存邏輯。原本的路走不通，總會有人在旁邊再開出另一條路。工廠不會自己散貨，便有人幫它散；原本只能報廢的貨品，轉一個手，便變成另一門生意。蔡師傅說，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每件事都係逐件慢慢衍生逼出嚟。」

出口舖曾經是香港城市消費裡一個相當鮮明的景觀，但它的出現，本質上和時裝文化沒有那麼直接的關係，反而是一種形勢轉變下的應變方式。原本不自由的出入口限制，被順勢轉化成新的買賣方法。直到後來制度與市場都改變了，「冇咗呢支歌仔唱」，這類店舖自然也就越來越少。當那些曾經由工業體系衍生出來的店舖逐步退場，仍然留在街角、留在工廈地舖裡的舊店，便顯得更加少見。蔡師傅今日仍然守着的這間店，正正就是這樣一種存在。

說到今天為甚麼仍然繼續開舖，蔡師傅並沒有把這件事講成甚麼堅持理想的故事。他很坦白地說，他們大可以早就不做。回想最風光的時候，駿茂原本在新蒲崗車房一帶開舖，那時他們的舖頭旺得很，陳列室長期坐着人，客人一個接一個走進來，有時甚至要臨時加多兩三個人幫手招呼，才勉強應付得來。

「以前係旺到冚㗎。嗰邊都係我哋嘅地舖，嗰時陳列室坐一個人，間中我哋加上兩三個人，要出去招呼客人。客人係不停咁入嚟，只有招呼唔嚟。」

這種風光，後來還是過去了。搬舖、賣舖，生意一路縮下來，身體也不如從前，理論上早就可以收手。只是對蔡師傅來說，停下來未必真的等於更好。他說，現在只是「過日辰」，若然整天坐在家裡，也不過是等時間過去；坐在舖頭裡，至少還有人經過，有人望兩眼，有人進來聊幾句。那種與街道仍能保持一點接觸的感覺，對他來說反而更重要。

「坐喺屋企都係等死，坐喺呢度起碼都有人望下，有人傾吓偈。喺屋企你眼望我眼，無嘢做。」

不過他也很清楚，今日的舖頭已經很難再叫做生意。就算有人進來，也可能只是買兩包針，十元一包，有客人甚至還嫌貴。這種場面若放在從前，幾乎無法想像；但蔡師傅說起來並沒有太多憤怒，只是很平靜地指出那個現實。即使對方把那十元全都付清了，自己「賺晒十蚊」，也只不過是十元而已。也許正因為他太清楚那個落差，今天仍然坐在舖頭裡的這件事，並非為了延續某種風光，而只是希望自己仍能留在那個熟悉的世界之內。生意還剩多少，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門還開着，人還在裡面坐着，他便還可以繼續和這個世界保持一點關係。

VII匠人

也正因為他仍然想留在那個熟悉的世界裡，蔡師傅今日守住的，其實不只是舖頭本身，也是一套自己做了大半生的工作方法。不過，他對這門家傳手藝並沒有甚麼浪漫化的想像。他很清楚，很多過去要靠經驗、靠時間、靠手工慢慢完成的工序，如今早已被科技取代。若要他舉例，他隨手便能說出其中一種最具體的差別。以前若要在一塊鐵板上開一個鵝蛋形的孔，做法其實非常原始。

「以前用電鑽慢慢鑽好多吓，跟住慢慢挫，整整半日都搞唔掂。但而家電腦切割，一下搞掂，都唔使你做，簡化晒。」

電腦出現之後，很多工序都被大幅簡化，不再需要人逐步落手去磨、去修、去試。對蔡師傅來說，這不只是效率提升，而是一整套工作方法慢慢被取代。以前那些要靠手感、靠經驗去處理的細節，如今已經很少再需要由人身上慢慢累積。更大的差別，還在於整體配套已經成熟到另一個層次。蔡師傅指出，大陸生產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們在本地已經有一條足夠完整的供應鏈。

「點解大陸嘅供應鏈咁成功？因為佢樣樣都有。你諗到嘅佢都有，你諗唔到嘅佢都有。」

機器、設備、材料、配件、加工能力，全部都能夠在同一個系統裡迅速找到、迅速配合。當一個地方的生產條件足夠完整，很多原本依賴個別手藝人的工序，自然就會被重新吸納到整體系統裡。在這種情況下，手藝就像是在一個更快、更齊全、更大規模的生產世界裡，漸漸失效的法寶。

不過，蔡師傅並沒有因為知道自己的技藝正在被取代，便停在原地。對他來說，時勢既然變了，人便只能跟着學。說到這裡，他反而帶點興致地提起，自己最近在學 AI。他並非為了跟上潮流的姿態，更像是他過去一直做事的延續。這麼多年來，工具變了，材料轉了，方法換了，連時代也不同了，但那種一邊做、一邊試、一邊摸索怎樣把事情做得更順的習慣，在他心裡面就從來沒有改變過。

「AI 幾好玩呀，撳幾個字，畀個 order，自己做晒。」

蔡師傅說到，以前那些提筆便忘字、連一個字怎樣寫都要想很久的時刻，現在都可以交給 AI 幫手處理；你叫它幫你轉英文，它也可以即時做到。對蔡師傅來說，科技最重要的從來不是神奇，而是好不好用，能不能幫到自己。但他也很清楚，工具再方便，最後仍然要看人懂不懂得怎樣用、怎樣控制。

「最緊要識利用，識控制，所以我哋就追囉。」

蔡師傅坦言，自己最初見到電腦也會驚，坐一整天都未必學到甚麼，但後來慢慢習慣，一日一日操練，也就熟了。

如今，他仍然會用電腦幫客人先畫圖。譬如做鋼箱、安排電掣位置，他會先在電腦裡把所有位置排好，再決定落手時怎樣做。這樣一來，等到真的開始做，整件事已經清楚得多，不需要再一邊試一邊搬來搬去。

「差唔多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九十幾都 OK。」

即使明知道現在生意難做、需求有限，蔡師傅仍然習慣在自己熟悉的範圍裡繼續改良東西。他說，現在很多時候自己也是一邊在電腦上畫，一邊想辦法，看看某個配件能不能再簡化一點、再實淨一點、又或者再縮細一點。哪怕只是最普通的不鏽鋼掛衣架，他都會繼續想，還有沒有再改良的可能。

「只係我識嘅嘢，我就喺嗰度改良。」

蔡師傅知道這些東西已經過時，也知道從中很難再搵到甚麼錢。只是既然自己的一生都在這些工具、材料與工序之間走過來，那麼到了今天，能做的也就是在熟悉的地方繼續想、繼續試、繼續修。前面未必還有甚麼更大的生意，但手一停下來，好像有些東西也會跟着停下來。他甚至笑說，有時候自己放在舖裡那些貨，擺上幾百個衣架，連租金都未必賺得回來。這種半開玩笑的講法，聽上去有點無奈，卻也帶着一點舊香港式的清醒。知道搵唔到錢，也知道早已不在那個年代，卻仍在自己認識的範疇裡，一路諗，一路改，一路做落去。

說到這裡，我們自然會想到另一個經常被拿來與手藝相連的詞：匠人。尤其當談到日本，很多人都很容易聯想到那種一代傳一代、在同一個地方慢慢把技術磨到極致的工藝精神。但蔡師傅對此看得很清楚。他並不覺得香港沒有手藝高超的巧手，但他認為香港很難孕育出「匠人」這種存在。

「我覺得呢個難。日本同埋香港個環境唔同，香港係一個城市，日本係一個國家，日本佢係一代傳一代，同埋有自己地方，香港冇可能有自己地方，我哋甚至都未知聽日係邊個管，今日重係英國聽日突然間又變咗中國，但日本佢可能一百幾十年都係嗰個位，啲嘢唔使搬嚟搬去。譬如我想繼續做樂器，即係你冇一個地方容許你一百幾十年留喺度⋯⋯匠人其實係需要一個時代接駁。」

在他看來，日本有地方、有時間，也有相對穩定的空間讓一門手藝可以在同一個位置延續下去；香港只是一個城市，而且是一個經常處於變動之中的城市。對蔡師傅而言，所謂匠人，從來不只是技術高低，而是背後是否有一個足夠穩定的環境，容許技術一代一代「接駁」下去。

這裡所說的接駁，並不是抽象的文化傳承，而是很具體的父傳子、子傳孫，是一門手藝可以在同一個地方長時間留下來，不用不斷搬遷，不用反覆中斷，也不用每隔幾十年就重新適應另一種制度與秩序。日本的店，可以一百幾十年留在同一個位置，東西不用搬來搬去，技術也因此有機會慢慢沉澱。但香港不一樣。空間不穩，制度在變，連明天還是誰在管都未必說得準。

蔡師傅甚至舉自己家族原本做樂器為例。他並不是沒有想過把這門手藝延續下去，但在香港的情況下根本沒有具備承傳的條件。地方不容許，時代不容許，連生活本身也不容許一門手藝安穩地留在原地，慢慢織成一條世代相連的線。於是，很多原本可能可以留下來的技術，最後都只能在不同時勢之間轉換用途，或者乾脆中斷。

「香港冇可能，即係唔係話唔想做呢個匠人，係做唔到。講得難聽啲，香港個個都係過客。」

VIII過客

香港沒有地方把每雙巧手留下來，說到底，從來不是工藝難以傳承的問題。談到最後，蔡師傅講起的是他們那一代香港人在那個工業時代裡更深一層的感受。那些年，他們周圍飛、周圍跑，去外國揾客，去不同地方傾生意，表面上看似風光，心裡卻始終有一種怎也說不清的失根感。

「我哋做香港人最失敗係咩？我哋以前出去跑，我哋嗰陣時周圍飛去搵生意，但係我哋嗰陣時passport 係寫 British。你明明係一個黃皮膚嘅華人，但 passport 就寫 British。嗰種冇根嘅感覺，即係我哋香港人好似一個孤兒仔咁，永遠都俾人欺負。」

那種迷失對於蔡師傅來說，並不只是抽象的身份問題。他坦言，香港人那時在外面做生意，看似走得很遠，心裡卻無所依靠。

「無國家 support，嗰陣時中國又唔會幫你，英國又唔會理你，你都唔知揾邊個幫手。你入到英國大使館佢又話你係 Chinese，你去到中國大使館佢又話你本 passport 係寫 British。」

沒有國家支援，也不知道自己遇到事情時應該向哪一邊求助。兩邊都像有關係，兩邊又都不像真正接得住你。這種處境，也有點像香港在工業年代裡的位置。香港曾經是中間人，是出口地，是轉口港，是工廠，是窗口，也是橋樑。香港總是夾在不同地方之間，替不同的人處理不同的事情，卻很少真正擁有一個屬於自己，一個穩固的位置。但到了最需要被承認的時候，卻發現自己好像哪一邊都不屬於。那種無根，不只是情緒，更是一整代香港人曾經親身承受過的處境。蔡師傅這一代人，正是在這樣的夾縫裡長大、做事、搵食，到最後，連理解自己是誰，也像要靠別人的定義。

某程度上，蔡師傅所講的這種無根感，也和手藝在香港的命運很接近。人找不到安穩的位置，技術也一樣找不到可以長久停留下來的地方。香港曾經靠工業被世界認識，也曾經靠一批又一批願意做、願意捱、願意四處走的人，把貨送出去，把名字帶出去。但到了今天，工業散了，產業斷了，連要安穩地把一門手藝留在此地，都變成一件很困難的事。

也許正因如此，駿茂今天仍然開着，意義早已不只在於還剩下多少生意，而在於這間舖頭仍然替那個年代留住了一個實在的痕跡。門還開着，蔡師傅還坐在裡面，身邊仍然是那些燙板、工具、配件，仍然知道一塊木應該怎樣吸水，怎樣越燙越滑。這些知識今天未必還有多大市場，也未必足以撐起甚麼新的工業時代，但它們至少讓人知道，香港曾經有過這樣一套做事的方法，也曾經有過這樣一批人，靠着雙手、靠着經驗、靠着一點一滴累積出來的工藝，把這座城市連接到外面的世界。若這個城市很多時候真的像蔡師傅所說，人人都是過客，那麼這間仍然亮着燈的地舖，大概就是少數還留在原地、替城市曾經歷過的那段歷史作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