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衣服成形的產房：恆盛

I產房

在一件衣服的生產過程裡，樣板往往決定了後面很多事情會怎樣發展。無論做的是甚麼衣物，都要先經過打板這一步，客人才可以透過樣板去看版型、改細節、計成本，甚至決定這件產品最後會不會真正投產。處理這道工序的地方，便是所謂的板房。

今天仍然在香港保留生產線的製衣廠已經不多。除了像裕豐這類規模相對較大的工廠仍然留在本地之外，城市裡其實還藏着一些更小規模的板房。它們未必顯眼，地方也不大，卻仍然支撐着一部分堅持香港製造的品牌。這次，我們走進恆盛製衣的板房，和負責人黃小姐聊了幾句，聽她講述這個藏在城市一隅的工作空間，以及她自己一路走來的製衣人生。

那天見到黃小姐時，她其中一隻手指仍然包紮着。傷口未癒，線還未拆，手卻已經重新回到工作的位置。她說，自己受傷已有一個星期，下星期才能拆線，至於是否已經算好得七七八八，她沒有說得很肯定。

「好返未都未知，下個星期一先拆線。」

她講得很輕，像在說一件工作裡常見的小插曲。這次受傷，她也沒有把它形容成甚麼特別嚴重的事故，只說是工作中一次意外。

「都係自己唔小心，小心應該避得到。打鈕機揩到我隻手，揩到啫。醫生話我好彩，通常呢個情況都會無咗隻手指，都要搵骨科醫生做手術。」

她甚至笑說，自己算是幸運。那種語氣裡沒有太多驚魂未定，反而讓人感覺到，這類事情在她眼中更接近日常工作裡一種隨時可能出現的風險。說到後來，焦點其實也不再落在機器本身，而是落在那種更難避開的工作狀態上。她覺得最難處理的，始終是時間造成的壓力。工作不能停，也很難真正慢下來，只要一急，意外便容易發生。

黃小姐沒有把原因推給某一部機器，也沒有把它簡單歸結成操作失誤。她說得很直接，真正麻煩的，很多時候是一種很難完全控制的節奏。

「唔小心就會出事，最緊要就係小心，但小心係最難做得到。一心急，想快啲就會出事，唔急得，但唔急又唔得。」

這幾句話，其實已經把板房日常的張力講得很清楚。每一道工序都要求準確，稍有偏差，整件樣板便可能走樣；可是另一邊，時間又不停往前推，客期、生產排程、修改次數，全都逼着人不能真正放慢。做得太急，容易出事；想慢一點，後面的事情又已經追上來。那隻受傷的手指，某程度上正正就是這種拉扯留下來的一個痕跡。

若說受傷來自這種節奏，那麼板房本身，正是這種節奏最集中的地方。黃小姐形容，板房就像一個被高度壓縮的生產單位。它不能像大型工廠那樣把流程一層層拆開，再分給不同部門去做。很多事情都要在同一個空間裡處理，由開發一路做到成品離開，前後幾乎都在眼前發生。

「板房就等於一個工廠嘅縮影，都係由開發到成品出門口。我哋可以比喻作產房，BB仔就係呢度出世。」

她這個比喻很貼身。衣服在板房裡第一次被做出來，也第一次面對現實的限制。版型可不可行，工序順不順，成本撐不撐得住，很多問題都在這裡最先浮現。地方不大，人手有限，時間又緊，很多事情來到這裡，都很難再分出去或者拖後。每一個細節都要即時處理，每一個決定也要很快落實。

相比起大型工廠可以把工序細分，交由不同位置各自處理，板房的工作方式要濃縮得多。它更像是把整個製衣流程摺疊起來，放進同一個空間裡完成。樣板在這裡誕生，很多做不做得到的答案，也在這裡最先被看見。板房既是製衣的起點，也是想法第一次真正落地的地方。

板房，是誕生與限制同時發生的空間。

II青山道

若說板房是衣服最初落地的地方，那麼對黃小姐而言，這個空間其實從來都不陌生。它幾乎早於她對「工作」二字的理解，便已經存在於生活之中。她成長於一個以製衣為業的家庭，葵涌的工場不單是家人謀生的地方，也構成了她童年最平常的日常背景。

「我哋好細個就做製衣，因為我屋企係做製衣。咁十一、十二歲就正正式式出嚟工場度做嘢。嗰陣 74 至 75 年左右。我哋十歲八歲嗰陣已經要幫手做啲下欄嘢，即係反吓領，反吓個『雞英』咁，即係嗰啲我哋叫下欄嘢。」

她說得很平實，像在講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對她來說，入行並沒有甚麼明確起點，因為很多工序早在正式工作之前就已經熟到不能再熟。十一、十二歲開始在工場幫手，八歲、十歲時則早已在做那些零碎卻反覆出現的「下欄」工作。童年和工序之間，本來就沒有分得很開。

等到讀完中一，她也沒有再回到課室，而是直接走進全職工作的節奏。她形容，那個年代的邏輯很直接，眼前有甚麼自己識做，便自己補上去做，不會有人等你慢慢適應，也不容許你站在旁邊拖拖拉拉。

「去到我讀完中一，正式出來工作。自己睇到有咩自己識就自己去做，你唔可以『咪咪摸摸』，唔自動波會畀人鬧，畀爸爸鬧。」

說起這段回憶時，她並沒有替那個年代多加修飾，只是很坦白地承認，自己年輕時其實並不喜歡這份工作。

「當時細個嗰陣唔中意喜歡做呢樣嘢，因為係被迫做，當然唔中意，點會中意呢？但你無選擇，我可以做啲乜呢？我又唔識做其他嘢。」

這種不喜歡，聽起來並不特別戲劇化，反而更像一種很常見的處境。家庭做這一行，身邊的人都做這一行，自己會的也多半是這一行，於是很多事情便順着環境一路推下去。到了十多歲，她開始有了反叛的念頭，一次不快，索性離開家中的工場，到外面的世界找工作。只是，所謂離開，很多時也只是離開原本那個工場，並沒有真正離開製衣這一行。

而在那個製衣業仍然蓬勃的年代，這樣的延續幾乎沒有甚麼阻力。她形容，當時工作機會多得很，人工條件此起彼落，根本不用擔心失業。於是，她去了青山道的製衣工廠打工，不再跟父親共事，也很快適應了外面的節奏。到了十七、十八歲，她已經做上大組的組長，開始帶人做風褸、機裇之類的成衣。

「我十七八歲左右 已經是做一個大組的組長。所謂大組就係二十幾人，當時係做風褸﹑機裇嗰啲啦，睇住二十多人就好吃力，唔係輕鬆嘅事，不過一直做落去都 OK。」

她說得平淡，但已經足夠把當時的責任感和現場壓力帶出來。十七、十八歲，便已經要在車衣和生產節奏之間照顧整組人的進度，這種成長方式本身就很屬於那個工業年代。行業當時轉得快，人一站進去，很快便會被推到某個位置，開始承擔那個位置應有的分量。

黃小姐後來再講起青山道時，話題自然也由自己做過工的那一間廠，一路擴展到周圍整片地方。因為她年輕時走進去的，本來就是一個早已被製衣業填滿的世界。

黃小姐眼中的青山道，連着的是當年長沙灣一帶密密麻麻的工廠、工廈、人手和工序。那個地方在她口中，幾乎像一張攤開的工業地圖。人走進去，眼前是一棟接一棟的工廈，一層接一層的生產空間。那些今天已經轉成商貿樓或寫字樓的工業大廈，當年其實裝滿成衣工序。她提到長沙灣的榮吉工業大廈及香港製衣業中心，大部分樓層都和這一行有關。四周都是工廠，做衫在當時也就成了城市裡很平常的工作秩序。

「以前的榮吉工業大廈、香港製衣業中心，大部分都係做製衣。製衣業蓬勃嗰陣，幾乎每一家每一戶都有一兩個人做車衫。」

製衣業最旺盛的年代，密集從來不只體現在建築裡，也滲入了生活本身。很多家庭都有一兩個人做車衫，工作、家庭與社區之間的界線沒有分得那麼清。車衫不只是工廠裡的事，也是一種極普遍的城市勞動形式，一點一滴支撐着無數家庭的收入，同時構成那個年代香港經濟運作的日常節奏。

今天回頭再看，那些曾經裝滿機器、人手與工序的地方，早已換了用途。轉型當然有它自己的道理，但在用途改變的同時，製衣業作為一種城市生活方式，也慢慢退了場。留下來的，一部分是記憶，另一部分則是仍然留在行內的人。

只是，記憶裡那個製衣業雖然離香港很近，它真正服務的對象其實一直都在別處。黃小姐一講到當年這一行如何運作，話題很快便轉到出口市場。對她來說，香港製造和本地消費之間，原本幾乎沒有甚麼連結。

「我哋做嘅全部都係出口，我細個嗰陣都無做過本地銷售。」

她說得很肯定，像是在講一件根本毋須再解釋的常識。即使從小已經身處工場，她也從未把製衣和本地銷售放在一起理解。衣服在香港做出來，目的地卻一直在外面。對行內人而言，這種出口導向的結構早已內化成日常，流程怎樣走，貨要送去哪裡，想像的市場始終都在遠方。

也因為這樣，香港製衣業在最蓬勃的年代，一方面極其繁盛，另一方面又帶着一種微妙的抽離。它支撐着大量勞動，也撐起了城市很重要的一部分經濟活動，但那些衣服離開得太快，很少真正留在本地生活之中。久而久之，這一行雖然一直存在於香港，卻未必真正被理解成香港生活的一部分。

III只道是尋常

在這種以出口為主的體系之下，工廠內部的分工也慢慢發展出一套非常清楚的運作方式。黃小姐回憶，自己當時做車位組長，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生產線上看住整個工序怎樣順住推下去。

「基本上我要教佢哋點樣做。工廠模式都係咁樣，將工序拆細，各施各職，而呢個方法就叫分科。」

她這幾句已經把當年的工廠邏輯講得很清楚。一件衣服到了生產線上，不會由同一個人從頭做到尾，而是被拆成一格一格不同的工序，再交到不同的人手上。這套方式叫「分科」，也是那個年代製衣業效率可以被不斷推高的原因。每個人專心做自己最熟練的部分，速度自然快，產量也自然上去。黃小姐提到，對車位來說，這種工作方式其實很有吸引力，因為只要肯做、肯搏，收入便相當可觀。

「每個人嘅強項都不同，但係佢哋係做自己嘢，佢哋就有得搏，有命搏，以當時嚟講，佢哋嘅收入都好可觀㗎。」

講到自己，黃小姐的語氣反而平實很多。組長領的是固定月薪，和車位那種跟產量掛鈎的收入方式不同。不過她說，自己當時的待遇也算不錯，老闆對她頗為照顧，所以生活一直過得去。她也沒有把那份工作想成甚麼必須一路往上爬的職位。做組長，帶着車位把每日該做的做完，出了糧，便去行街、睇戲、消遣，這樣已經很好。

「反觀我哋做組長就係得一個月薪，但因為老闆對我好好，收入都 OK，我又無乜上進心，又唔係話要爬上去做個廠長，跟車位做嘢就做嘢，出完糧後就去行街、睇戲、玩。」

這種說法很能代表那個年代某種很實在的生活感。製衣未必需要承載甚麼理想，也未必一定要被說成身份認同。它更像一份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分工清晰，收入穩定，日子便有一種很具體的節奏。工作做完，生活便接着開始。

而生活的節奏，也確實跟着經濟環境一起改變。黃小姐回憶，更早的年代，社會還窮，衣着從來不是一件可以隨便選擇的事情。很多時候，有衣服穿已經夠，買新衫並不頻繁，更談不上用衣着去表達甚麼個人風格。到了七、八十年代，經濟開始起飛，情況才慢慢變得不同。人正式出來做事，手上有了穩定收入，生活裡便開始出現一些可以鬆動的空間。

「以前社會窮，唔係成日有新衫著。到出嚟做嘢，嗰時七八十年代，經濟開始起飛，一出糧，有鬆動，女仔貪靚，咪會買衫買鞋。嗰時中意行旺角、佐敦道，再到後來要求高少少就落尖沙咀。」

這些地方的名字一講出來，整個城市的消費地圖也跟着浮現。旺角、佐敦道，到後來的尖沙咀，背後其實對應着不同層次的選擇，也對應着收入增加之後慢慢被打開的生活方式。買衫、買鞋，既是打扮自己，也是工作之後一種最直接的犒賞。製衣業提供了穩定收入，衣着則成了生活改善後自然延伸出來的一部分。

講到實際買衫的地方，黃小姐的描述裡還帶着一種很清楚的城市分層感。她記得，那個年代並沒有今天滿街的大型品牌，更多是一些細細的時裝店。選擇當然沒有現在那麼鋪天蓋地，但每一區都有自己很明確的風格和位置。

「太子、佐敦嘅鋪頭就賣來佬嘢多，貴好多，但款式較成熟。日本時裝當時都好貴，手工好細緻，款都好靚。旺角通常都係賣本地製造嘅衫，款式同價錢比較貼近我哋。」

除了街舖層面的零售，黃小姐還提到另一條更貼近行內人的流通路線。當年深水埗一帶有不少藏在閣樓裡的加工廠，專門處理本地生產的成衣。對外人來說，那些地方未必顯眼，但對行內人而言卻並不陌生。

「嗰陣時喺深水埗有好多閣樓嘅加工廠。 嗰陣我哋過年，有朋友介紹叫我哋上去。真係喺嗰度就揀到衫㗎啦，平好多，平過鋪頭，因為都係呢啲地方出貨畀鋪頭。」

這些閣樓沒有甚麼展示，也沒有太多包裝，卻很直接地把本地製造接回本地人的衣櫃裡。省去了中間層層加價的環節，價錢自然平過街舖。裇衫、日常衣物，也正是在這些地方被做出來，再流向城市不同角落。這種內銷方式沒有被特別命名，也未曾被說成甚麼文化現象，它只是很自然地存在於製衣業和城市生活之間。

也正因為它太自然，黃小姐回看那個年代時，對「香港製造」這幾個字的感覺反而相當平淡。

「好平常，香港造咪香港造囉，日本製造就唔同啦。」

她說得很直接，語氣裡沒有特別的自豪，也沒有甚麼感傷。那比較像一種回望之後的客觀描述。製衣業還在城市日常裡的時候，產地本身並不構成特別需要辨認的差異。香港製造近得太理所當然，反而很少有人停下來為它命名。真正被視為「不同」的，很多時是來自別處的東西。日本時裝之所以顯得特別，與其說是因為本地製造不重要，不如說是那種距離感和想像本身就已經構成了一種吸引。

相較之下，香港製造太貼近日常，也太像背景。它一直在那裡，穩穩地支撐着生活，所以反而不需要被特別提出來說。直到很多年後，製衣業慢慢從城市裡退場，「香港製造」這幾個字才重新被拿出來，被重新指認成某種價值，甚至某種需要被保留的東西。

IV配額

也正因為「香港製造」在當年太過理所當然，等到它真正開始消失時，很多人甚至未必立即意識到，那其實是一場很早便已經開始的轉移。談到本地製衣廠何時開始退下去，黃小姐的回答十分清晰。她記得，真正的斷層早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便已經出現。工廠沒有一下子全數倒閉，而是一路一路往北移，順着更低成本的方向慢慢離開香港。

「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初，就已經完全冇工廠，過程就係一路一路北移上去。以前我哋都係聽嗰啲人講，因為你上面嘅人工好平，你同香港嘅人工一，完全都不成正比。」

她講得很直接。行內人其實早已知道原因，內地人工遠低於香港，兩者之間的差距根本無法相比。當生產成本開始主導整個行業的去向，工廠往北移，也就變成一件順着現實發生的事。不過，在全面撤離之前，香港本地工廠其實還有一段被制度撐住的時間。黃小姐提到，當配額制度仍然存在，香港這邊還可以維持一定數量的工廠。

「當時香港重有 quota （配額）制度嘅時候，就仍然一樣有香港嘅工廠。」

她亦特意補充當年的實際運作方式。相關配額需要每年向政府部門申請，而在制度之下，Made in Hong Kong 等同於有一部分免配額的優勢，Made in China 則需要額外購買配額。於是，一部分生產名義上仍然保留在香港。只是，這種維持更多來自制度需要，而非生產現實。當北移已成趨勢，本地製衣廠的存在，也逐漸由實質轉為形式。

黃小姐形容，到了九十年代初，很多所謂香港製造，其實已經接近名存實亡。貨大多在內地完成，回到香港之後，再縫上一個 Made in Hong Kong 的標籤。這種做法之所以還有意義，並不是因為香港仍然掌握完整生產，而是因為配額制度尚未取消，標籤本身仍然有它的實際用途。

「嗰時香港自己嘅製衣廠，實際上係大陸返嚟就車返個 Made in Hong Kong 上去。九十年代開始嘅時候就係咁，後來中國加入咗世貿，就無咗 Made in Hong Kong。因為無咗呢個需要，所以就連 Made in Hong Kong 都無埋。」

當配額制度取消，Made in Hong Kong 原本賴以存在的制度條件也一併消失。到了那一步，香港製造不只是慢慢淡出市場，連作為標籤的理由也不再成立。制度在這裡畫下了一個句號，而那個句號，其實只是替一場早已完成的產業轉移補上最後一筆。當生產再沒有必要留在香港，香港製造也就由日常現實，慢慢變成了一個歷史名詞。

更令人意外的，是這場轉移當年幾乎沒有引起太多集體討論。黃小姐直言，社會對此並沒有太強烈的情緒反應。

「唉，無㗎。我哋香港人一向都好隨遇而安嘅，冇咗 Made in Hong Kong 就冇咗 Made in Hong Kong，當時啲人無乜所謂。冇咗咪 Made in China 囉，Made in China 都唔係啲咩大不了嘅事。」

她這種說法，很能說明當時社會對製衣業的理解方式。事情彷彿只是順着時勢自然發生，既不值得惋惜，也談不上反抗。在這片土地上，產業的去留，從來都不會構成大眾會公開爭論的議題。

也正因為當年的消失太過平靜，Made in Hong Kong 後來才會像一塊忽然出現的空白。它退場時沒有掀起太多波瀾，很多年後卻被重新提起，被重新說成一種價值，一種值得保留的東西。黃小姐說，如今反而周圍都聽到人講要 Made in Hong Kong。那種回頭尋找的意識，某程度上正正來自距離拉開之後，人終於開始看清，原來有一整段東西，早已在不知不覺之間退了場。

而這種退場，落到行內人身上，改變的便不只是標籤和產地，也包括每一個人往後還可以怎樣留在這一行。黃小姐回憶，大約二十年前，隨着自己結婚、生子，身邊原本熟悉的工作環境也一併消失。那時候，很多工序、很多板房、很多工廠，全都往國內走。對仍然留在香港的人來說，選項其實很有限。

「如果唔肯上國內，我哋就差唔多係半淘汰。你再想找一份月薪工帶車位，但香港根本都冇車間，重點需要你帶乜嘢車位？」

她沒有把這段講成甚麼特別悲壯的抉擇，反而更像是一種現實推着人走的調整。既然原本的位置已經慢慢消失，人便只能另找一個還站得住腳的地方。於是，她去了荃灣一間西德公司，開始看板房，一做便做了兩年。只是，這份工作也沒有維持太久。兒子出生之後，公司連板房也一併北移，要上大連。黃小姐最後選擇留在香港，暫時放下工作，先照顧家庭。

「我嗰時喺荃灣嘅一間西德公司度做，板房都好大，佢揾人睇住個板房，嗰時我就上去睇住個板房，睇咗兩年左右。我個仔出咗世，間公司就北移咗，連個板房都北移咗，要上去大連。嗰時我就順勢唔做喇，因為我唔想跟住一齊上去，想留喺香港照顧個仔。」

等到孩子稍大，她才重新回到行內。這一次，路徑同樣不是甚麼事先規劃好的安排，而更像一次又一次因應環境作出的反應。她看到屯門有公司請車板，覺得自己做得來，便再回去做。老闆後來又叫她轉做跟單，起初她因為不懂英文而拒絕，心裡也驚；直到對方說，寫字樓同事會教她，她才答應試一試。結果，這一試便做了十三年。

「後來湊仔湊得悶，又請咗工人，見屯門有公司請車辦，我得呀，我就上去做車辦。老闆對我好好，直到我個女出世，我老闆就叫我做跟單。開頭我都拒絕佢，因為我唔識英文 ，我驚啊。後來老闆再想請我做，話寫字樓同事會教我，我就決定做跟單，之後一做便做了 13 年跟單。」

這段經歷其實很能說明她怎樣留在這一行。沒有太多長遠規劃，也談不上甚麼職涯藍圖，更多時候只是環境改了，她便跟着調整自己的位置。從車位、生產前線，到看板房，再到跟單，她的位置一路在變，但人始終沒有真正離開過製衣。產業愈走愈遠，她做的，其實只是盡量留在原地，找一個自己還能站穩的位置。

最後真正促使黃小姐離開那份跟單工作的，則是一場她無法妥協的品質事件。當時，她正跟一個規模相當大的品牌，主要做運動衫褲。一次上去跟貨，她發現本應是粉紅色的運動褲上，竟然出現了很明顯的污漬。她當下沒有多作猶豫，直接拒收了整批貨。

「當時我跟一個好大嘅牌子，係做一啲運動衫褲。當我上去跟貨嘅時候，見到啲本應係粉紅色嘅運動褲唔知點解有啲好明顯嘅污漬，我就 reject 咗批貨。佢哋重新訂過晒布同其他硬件做第二次，都係出現同樣問題。」

問題並沒有因為重做便解決。廠方重新訂布、重新生產，結果同樣的瑕疵還是再出現。更令她感到無力的，是上游工廠的態度。對方沒有真正展現出想把問題處理好的意思，而她也很清楚，自己在那套制度裡能做的，已經到了極限。她最後先督促把貨送去洗水廠處理，確保貨能出，再作出一個乾脆的決定。

「上面廠方又唔係好合作，我覺得自己無能為力。所以我督促批貨去洗水廠洗乾淨，出貨之後，我就辭工唔做。」

這次離職並不是一時意氣。多年來，黃小姐習慣了在不同位置之間調整自己，也習慣了順着環境、順着制度去找可以繼續走下去的方法。但當問題再不只是流程、成本或配合，而是牽涉到一個她無法接受的結果時，她選擇停下來。這個決定，也成為她後來重新回到板房的重要前奏。

V不落閘

離開跟單工作之後，黃小姐並沒有立刻替自己規劃下一步。轉折來得也不算特別戲劇化，而是從一個市場上不太被重視的細客開始。那是一個來自加拿大的客戶，單量不大，但每一季都要開發過百款樣板。她舊公司嫌這類單太細，做板又特別費工夫，最後只肯接三十款，餘下七十款自然無處可去。

也就在這個縫隙裡，那邊的跟單和設計師找上了她，問她有沒有辦法幫忙找一間願意接手的廠。她沒有把這件事講得很複雜，只說自己當時便試着從中搭一條橋，把客和生產重新接起來。

「喺我唔做之後，有一個加拿大嘅客， 我舊公司就嫌棄佢哋細單，嗰邊嘅 Merchandiser 同設計師問我有冇辦法揾到廠做，於是我就找咗一間廠，我就幫佢哋做。嗰時就順勢成立咗恆盛，恆盛就是我老豆以前廠嘅名。」

她說得淡然，像只是在交代一件很自然發生的事。恆盛這個名字，也沒有甚麼特別重新設計的意味，只是把父親以前工廠的名字沿用下來。那種延續感很輕，甚至沒有太多鋪陳，卻剛好把她一路以來和這一行的關係再接了回來。

最初，她其實沒有打算親自經營板房，只是先把樣板交給現時板房的前身去處理。後來，隨着那間板房的老闆準備退休，問題又再次浮現。她慢慢意識到，若這個環節一斷，之前累積下來的合作關係也很難再接下去。她曾經試過在觀塘另覓板房，但條件始終談不攏，那間板房後來也不復存在。事情最後又回到一個最務實的選擇上。現有板房的老闆主動提出，不如由她接手繼續做。對黃小姐來說，這當然不是一個陌生的位置。

「嗰邊板房嘅老闆同我哋傾吓傾吓就話『不如你接手嚟做啦』。以我做製衣咁多年嘅時間，唔會難倒我。都好，所以我就同我而家嘅拍檔一齊接手。就係咁樣就重操故業。」

沒有甚麼特別的儀式，也沒有太多情緒上的鋪墊，她只是確認自己仍然做得來，便繼續做下去。可在這種平淡背後，其實也藏着一種很難明講的不捨。她知道，這道工序若真的停下來，很多事情便不會再回來。板房不是說關便關的一扇門，一旦落閘，後面斷掉的，很可能不只是一盤生意。

在外人眼中，黃小姐其實完全可以走另一條較為輕鬆的路。孩子已經長大，家庭也漸漸穩定，她大可以退回生活裡，過另一種更安穩的日子。可當接手板房的選項真正放到面前，她始終無法說服自己放手。她形容，那種感覺說不上是責任，也說不上使命，更像一種很難解釋的不捨。

「有種唔捨得，會覺得點解唔接手做呢？冇人做嘢你就請人做嘢，冇人做啲乜，你就請人做啲乜，雖然後來都知道其實都好難請人。」

她的邏輯其實很直接。既然還有人需要這個環節，既然眼前還有方法可以試，便先做下去再說。當然，她很快也知道請人不容易，現實問題遠比想像中多，但真正令她無法轉身離開的，其實是一個她自己很清楚的畫面。她知道，這道閘一旦落下去，很可能就不會再打開。

「可以唔落閘，就唔好落閘。 因為只要呢度一落咗閘，我就知道呢道閘永遠唔會再被打開。」

她說這句話時，語氣很平淡，卻有一種很清醒的時間感。她心裡明白，這不只是關一間板房的門，而是某個工序、某種手勢、某段仍然留在香港的製衣經驗，也會跟着一起消失。她沒有說自己要守住甚麼偉大的東西，只是希望消失來得慢一點。

「如果我哋接得住，做得落去，板房就可以維持耐啲。唔使咁快又冇一間，整吓一間整吓一間就冇晒㗎喇。」

她說得平實，沒有太多宏大的理想，更多是一種對時間流失的直覺。她知道板房不會永遠存在，也知道整個環境早已變了。能夠多撐一段，對她來說已經是很實際的事。可當「多撐一段」成為一種很清楚的時間感，問題自然也會再落回現實本身：香港今天到底還需不需要板房。

談到香港今天是否仍然需要板房，黃小姐的語氣同樣很克制。她承認，從實際運作來看，板房當然還有需要，尤其對一部分仍然堅持本地製作的小型品牌來說，這個環節仍然很難完全抽走。可她同時也很清楚，這種需要已經不如從前那樣廣泛，甚至未必足以真正支撐起整個行業。

她自己也會反問，這樣的需要是否仍然「真係有咁大」。在一個已經徹底全球化的世界裡，生產可以不斷往成本更低、配套更完整的地方流動。對她而言，把一件衣服留在香港完成，早就不再是理所當然的選擇。她也知道，香港以前的確有過一整套完整的製造業，而今天的發展方向已經完全不同。

「以前真係有一個製造業，但而家全部都向高科技發展。好似有啲心淡，但又有啲唔捨得。」

這種轉變，她並非不了解，不是不明白現實，也不是刻意要抗拒改變。她只是知道大勢已經走到這裡，心裡卻仍然未能完全放手。那份「唔捨得」，更像是對一個尚未完全消失的工序所抱持的最後耐性。板房留到今天，在她眼裡更像一個還未完全散去的殘影。

即使如此，她仍然很清楚板房在製衣流程中的實際功能。板房最核心的事，始終是回應速度。樣板做得快，客人才有機會落單，後面的生產才有可能往前推。

「板房嘅運作模式係靠快速生產樣板畀客人落單。要有板，先有人落單做貨。但而家喺香港已經好多嘢都做唔一到，都係人手同機器配套方面嘅局限。」

她這幾句其實已經把今天板房的位置講得很清楚。樣板仍然重要，甚至仍然站在設計與製造之間最前面的位置。可另一方面，本地的人手和機器配套又已經殘缺得很厲害。很多事情不是完全做不到，而是做起來愈來愈勉強。她以羽絨衫為例，直接講出板房在香港製作這類產品的困難。

「就好似羽絨衫你話做唔做到？好勉強。 但如果係有規模嘅工廠就會易好多做到。所以我喺香港都唔肯做羽絨啦。」

對大型工廠來說，這類產品仍然有機會靠規模、人手和設備處理得較順。對本地板房而言，成本、時間和風險都會一齊往上升。黃小姐很早便知道，板房若想留得低，很多時候要先學會替自己劃出邊界。甚麼可以接，甚麼不接，甚麼勉強做只會令事情失衡，這些都要先想清楚。她留下來做板房，並不是要和現實對抗，而是在現實裡找一條仍然走得通的路。

只是，這條路會變得愈來愈難走，背後也不只是板房本身的限制。當黃小姐再往下講，她很快便把視線移到另一端，也就是人們今天究竟怎樣穿衣、怎樣買衣服。她留意到，整座城市的穿衣風格早已明顯日常化了。

「而家係 casual 咗好多，以前啲人唔會著牛仔褲波鞋去飲，而家唔同咗啦，而家 casual 晒啦。」

黃小姐坦言，自己其實「唔係好清楚而家啲人點睇着衫」，因為市場上出現了很多她無法理解的現象。像街邊那些五十蚊一件的成衣，她怎樣想也想不通那個成本結構究竟如何成立。

「你喺街度見到五十蚊店都有，但實際上點解可以咁平呢？我諗嚟諗去都諗唔通，點解可以咁平。」

她當然也知道，街上仍然有一批對穿衣很有要求的人。只是這種人已經不再佔主流。她更常看到的，是大部分人把衣服當成一種舒服、方便、好處理的日常用品。

「其實都分兩類人嘅，有啲人出到街你會見到佢著喺身上面啲衫好靚，好貴，但相信現代大部分人都比追求著衫要舒適。」

說到這種轉變的原因，她很快又把問題拉回市場本身。因為今天賣衫的地方，表面上選擇很多，實際上卻愈來愈集中在幾個大型品牌之中。大家買衣服的節奏也變得很快，換得快，丟得也快。

「你睇呢排天氣凍，街上啲人，個個著嗰件羽絨，唔係着 Uniqlo 就係着 Muji。以前唔同，以前真係有好多選擇。同埋而家嘅人追求快速換，呢件衫著一兩次就掉，唔要，再買，呢個係珍惜嘅問題。雖然我哋嗰陣都係大花筒，一出糧就買衫，但都無咁浪費，而家真係好快脆，淘寶淘返來不啱身就唔要。」

她沒有把這件事講成單純的道德批評，更多像是在指出一種整體節奏的變化。從前愛買衫的人也很多，但衣服進入生活之後，仍會穿上一段時間；今天的消費節奏快得多，衣服更容易變成一件迅速被替換的東西。當市場愈來愈習慣低價和快速，製衣端需要面對的，自然也不再是耐性、工藝和細節，而是速度和成本。這種改變最後回到生產端，也就成了板房和本地製造愈來愈難維持下去的背景。

VI死剩種

當市場節奏愈來愈快，最先承受後果的，很多時候仍然是人。談到現時香港製衣業面對的最大困難，黃小姐幾乎沒有猶豫，只用兩個字回答：「斷層」。對她來說，這不是抽象的判斷，而是板房裡每天都看得見的現實。如今仍然能夠獨立完成工序、真正掌握技術的師傅，年紀幾乎無一例外地偏高。

「你想搵一個裁床師傅，一定係超過六十歲。你能夠喺製衣行業能夠自己獨當一面做嘢嘅都一定是超過六十歲。因為無人去學呢個技術。」

這句話說得很直接，也幾乎把整個問題講完了。今天仍然站得住的人，大多來自上一個世代。更麻煩的是，中間幾乎沒有接續。她知道，斷層一路積下來，到了今天，早已不只是人手老化那麼簡單。年輕人很少進來，就算進來，也很難留下。香港現時的製衣生態，根本沒有提供一條清楚而可持續的路。

順着這個問題再講下去，便很快會碰到另一個更現實的困難。就算想培訓新人，條件其實也並不具備。

「解決唔到呢個問題。你要有配套先培訓到新人做嘢，係好多個問題堆埋一齊。本地工廠又無咁多錢去培訓新人，栽培一個肯學嘅人，首先佢要抵得住捱餓，就係咁簡單。」

她這幾句話裡，其實已經把所謂「傳承」為何變得困難講得很清楚。培訓需要時間，也需要工作量，需要有人教，也需要有一個可以讓新人邊做邊學的環境。可現實是，本地工廠本身已經資源有限，很多問題堆在一起，最後連最基本的培養條件都很難成立。就算放回她自己的板房來看，若真要帶一個新人，對方也不只要肯學，還要捱得住一段很長的低回報時期。生活成本高企，技術學習又無法即時換來穩定收入，這條路自然很快便把大部分人篩走。

一旦說到斷層，也就必須承認，這是多年累積下來的結果。當製衣早已不再被普遍視為一條可以放心走下去的工作路徑，技術自然很難延續。板房即使仍然在運作，也只能靠着少數仍然站得住的老手，撐住一個慢慢收縮的世界。

在人手逐漸斷裂的情況下，板房能否繼續開下去，最後還是要回到營運本身。黃小姐形容，現時只靠本地客，勉強還可以維持，但整個狀態已經相當繃緊。

「我哋呢度好慳咁去做嘅情況之下，只做本地客勉強能夠營運。係咪好多利潤呢？我夠膽講，真係無咩可能發生嘅事情嚟。夠唔夠 Job？我自己覺得一年比一年差。」

比起利潤，她更在意的其實是工作量本身正在慢慢縮小。對她來說，若有足夠工作量，至少大家每天還可以維持一種很單純的節奏，開工、做事、收工，日子便順着走。可現在連這種最基本的穩定感，也開始變得愈來愈難維持。

「如果夠 Job 我就會覺得大家開心開工，開心收工，但而家唔係太夠。」

這也解釋了她為何一直選擇只做本地客。板房真正接得住的，本來就是這種數量不大、卻可以讓日常工序繼續轉動的單。若是大單，客人自然會去找成本更低、規模更大的地方生產；反而本地客十幾件、幾十件的量，剛好落在板房仍然能夠承受的範圍內。

「本地客嘅單，唔會好大單。幾十件或者十幾二十件，其實係適合我哋呢啲板房去做。如果客人係大單，邊個都識去搵更加低成本嘅地方去做。但本地客佢哋做嘅數量比較少，即使去到幾遠嘅工廠做都好，營運開支都一樣大。」

她也補充，板房若要真正運作下去，單靠樣板其實遠遠不夠。樣板做完即止，數量又少，很難撐起一個穩定的日常節奏。真正能把板房托住一段時間的，反而是那些數量不算大、卻足以讓工序持續轉動的本地客。

「做板都有旺淡季，做板每一個款都係一件兩件，不足以養活一間板房。本地客嘅量可能係十幾件二十幾件，或者幾十件一百件，就可以支持板房一路運作落去。」

當被問到，如果有一天板房真的再做不下去，本地客是否便等於失去支援，黃小姐的反應反而很冷靜。她再次提及「地球村」的現實，只要願意，本地設計與品牌仍然可以將生產轉移到其他地方，大陸可以，馬來西亞也可以，工廠不會真正消失，消失的只是香港作為生產地的角色。問題到了最後，始終還是成本。

「香港地價貴，每樣嘢都貴。生存比較困難，要喺香港做，營運成本就太高。多貨做嗰陣就唔夠人手做，無貨做嗰陣亦都唔知應該點做。」

她把那種困難講得很平實，卻也很完整。成本、人手、工作量，三樣東西互相牽住，最後變成一種很難真正站穩的營運狀態。

談到這裡，再問她為甚麼仍然選擇繼續做下去，黃小姐的語氣明顯慢了下來。這一次，她沒有再從營運、制度或市場角度出發，而是帶我們回到很久以前，一句她從小聽到大的說話。她記得，父親常常對她說的，就是那句：

「當我接咗間板房做之後就諗返起，我細個嗰陣成日聽我老豆講『我哋車一針一線咁養大你哋㗎，好辛苦㗎』。」

可惜的是，等到她真正接手板房時，父親已經離世一年多。那種時間上的錯開，其實有點殘酷。她從小聽着父親講做製衣有幾辛苦，聽得多了，那些說話幾乎變成背景；直到自己真的坐到這個位置，開始為人手、營運、開支和板房去想，她才一步一步明白，父親當年反覆講的辛苦，原來並不是一句隨口的抱怨，而是一種她最後終於要親身承受的現實。只是走到這一步時，那個一路講給她聽的人，已經不在了。

「啱啱我接呢個板房嗰陣，我老豆走咗一年到。如果唔係佢又可以睇吓『嗱，而家我做緊啦，我又睇吓有幾辛苦』。」

黃小姐沒有把這件事說成甚麼責任，也沒有刻意把它拔高成一種使命。她說得仍然很平，像只是回到一個最實際的理由。自己從小就在這一行打滾，板房也好，製作也好，很多工序她都早已熟悉。走到今天，與其說是突然決定承擔甚麼，不如說是她很清楚知道，這些事情自己仍然做得來，手也還未生疏。既然如此，便繼續做下去。

「始終我細細個就掂呢行，接咗嚟做就覺得做得一日得一日啦。我都覺得喺製作呢樣嘢上面，冇乜嘢係難得到我。即然無乜嘢難得到我，咁就不如一直做落去。」

在很多個可以離開的時刻，她最後仍然選擇留下。原因其實很簡單，她還做得到，也仍然知道自己在做甚麼。這種留下來的方式，沒有甚麼很宏大的姿態，更不像宣言。它更像是把上一代的一針一線，安靜地接到自己手上，再繼續縫下去。

而當話題由個人再推回整體環境，問題始終會回到一個極其現實的位置：香港本地到底有沒有足夠的支持，讓這類工作長久存在。對此，黃小姐的回答一如以往直接，沒有太多修辭。

「你做匠人係要可以捱得餓，但係你喺香港係不能夠捱餓。就算你自己可以捱餓，你都要有好多嘅花費開支，你打開門每件事都係錢。再講，我當我哋而家好細心咁做好一件衫，擺擺擺，擺幾年都唔會有人買，咁無人買就要去堆填區。但你嗰啲外國擺擺擺始終會有人買，而且就係有時間畀擺。你喺香港係無得咁，邊有人會畀咁長時間你擺呢？」

她的意思其實很清楚。匠人和工匠群體的形成，最後仍然要依靠實際消費去支撐。若沒有穩定的購買，便不可能慢慢養出一個仍然能夠做這些事的群體。

「如果有人買就係有 support，冇人買就係冇 support。冇支持你何來會形成一堆工匠出嚟？」

黃小姐當然不是在責怪任何人。她只是把一個很現實的邏輯講出來：當市場最終只願意為低價付費，技術與時間自然會被不斷壓縮，最終就會消失。她甚至直接用最日常的消費選擇去形容這件事。

「我去買嗰件五十蚊嘅衫得啦，點解要去買件五百蚊嘅衫嚟著呢？可能喺香港嚟睇，技術唔係一件咁吃香嘅事。製造業都係相對上唔係咁俾人睇得起。」

這幾句話裡，沒有刻意的批判，更多只是把現象攤出來。價格很多時壓過了製作過程，也壓過了背後所需要的時間和手勢。消費者未必刻意拒絕本地製造，只是在日常生活裡，並不常被鼓勵去思考那一層。製造業長期被視為低回報、低地位，也很難真正吸引資源和新一代投入。

而當一個行業走到這裡，留下來的人又會怎樣理解自己所處的位置，便成了另一個同樣現實的問題。談到自己在香港製衣業中的位置時，黃小姐沒有試圖替自己加上甚麼浪漫化的角色。她反而用了一个很直接、甚至有點殘酷的說法來形容眼前的現況。

「講得難聽啲，我哋呢啲就係叫死剩種。呢種講法好難聽，但都係真嘅。大大小小嘅製衣廠都已經係一間一間咁已經執咗笠，剩低落嚟嘅就真係叫死剩種嚟㗎啦。」

她說得平淡，卻把一整個行業的退場濃縮在一句話裡。這裡沒有英雄，也沒有守護者的姿態。留下來的人，只是剛好還沒被淘汰，仍然站在原地，把自己仍然做得到的工序繼續做完。今天仍在運作的板房，與其說是復興的象徵，不如說更像是一段歷史尚未完全結束之前，留下來的痕跡。它提醒着人們，香港製衣業並非從未存在，它只是一步一步，被時代推到了邊緣。

VII依然

當話題走到最後，問題自然也回到最核心的位置：在這樣的現實之下，還要堅持香港製造，究竟意義何在。黃小姐沒有立刻回答。她先靜了一下，像是在想，這件事是否真的需要再多作解釋。然後，她用一個近乎樸素的答案收住了整場對話。

「就係一個 Made in Hong Kong 囉。我哋以前細個就係做 Made in Hong Kong，做到而家，我仍然係做 Made in Hong Kong。呢個就係我哋所謂嘅價值。」

黃小姐這樣說的時候，語氣裡沒有甚麼要刻意證明的意思。那四個字對她來說，也不是後來才被包裝出來的標語，更接近一條一路做下來的工作軌跡。從小在工場幫手，到後來進廠、帶組、轉做跟單，再到今天接下板房，她始終都在同一條線上走。所謂價值，到了她口中，也不需要再額外附會甚麼宏大的說法，它本身就已經落在這段人生裡。

在這座早已不再以製造為中心的城市裡，這間仍然開着燈的板房，也許已經無法代表整個行業的未來。但至少在這裡，香港製造仍然沒有完全退場。它還留在一張樣板、一部衣車、一雙做慣了手工活的手裡，而 Made in Hong Kong 在這裡，不再只是標籤，也是某種還未被徹底中斷的做法與日常。

至少在這裡，它仍然被一針一線地延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