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未散去的香港製衣：裕豐時裝製作

I廠

我們常聽說，香港是由一條小漁村發展成今天的國際都會。這種官方敘述當然不全然錯，但若要追溯香港真正的發展路徑，便很難繞過那段曾經支撐整座城市經濟命脈的工業時期。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紡織及製衣、塑膠及玩具、鐘錶及電子曾被合稱為香港的「四大工業」，大量貨物出口到外國，特別是西方市場。甚至可以說，香港多年來累積的財富及國際能見度，都是來自當年工業化打下的基礎，可見香港工業時代的意義遠比今天一般想像中更重要。

只是到了今天，這段歷史已很少再被認真提起。昔日的廠房早已凋零，人們對工業大廈的想像，也慢慢變成各種工作室及小店，工業彷彿只是某種經常被拿出來消費的懷舊符號。「香港製造」很多時候都只剩下集體回憶，而不再被視為依然存在的現實。

然而，香港製造其實還未完全消失。創立於 1969 年的裕豐時裝有限公司，便是少數至今仍在香港運作、並具一定規模的本地製衣廠。過去，他們曾替不少外國知名品牌做 OEM（代工生產），近年亦開始與不同本地品牌合作。在裕豐這間廠裡，看到的不只是「香港製造」尚未結束，也看到一間工廠如何在幾十年間，隨着時代一步一步轉身。這次，我們邀請到裕豐時裝有限公司的負責人 Yvonne，跟她談談在她眼中，香港製衣業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裕豐的廠房寬敞而明亮，一路往裡面走，便一路看見在車衣位工作的女工姨姨，耳邊則傳來絡繹不絕的衣車聲。走到燙房，那天並沒有師傅在工作，只見燙床上疊着一摞摞已經做好的 THE KONGNER Twill Jacket。我們便借用那個空間，再搬來一張放在車衣位的舊圓木櫈，臨時搭出一個與 Yvonne 傾談的角落。

II豐盛

說起裕豐的起點，Yvonne 講的是一條很典型的香港工業路徑。她父親最初從大陸來港時，做的是棉紗買賣；後來因為慢慢熟悉布廠，生意便一路延伸到織布和染布。走到那一步，製衣廠的成立，其實已經是很自然的下一步。

「見到自己做開布，自己染埋布可以供應畀自己用，咁索性自己做埋衫，所以到 1969 年就成立咗製衣廠。」

裕豐最初主打的是針織，而且一直都以針織為核心。早年的客路主要在英國，做的是年輕人市場的街頭服飾，走的是少款但大貨的路線，和現今香港常見的小批量生產很不一樣。

「我哋係做英國水為主嘅，賣畀 Topshop 呀、Debenhams 呀，嗰啲都係年青人嗰啲街頭服啦。咁行嘅路線就係以量大、款式少，咁嗰時啲生意佢落單係以一千打一千打咁計嘅衫，同而家係好唔同。」

至於針織本身，則完全按客人需要去做。「橫間」、「提花」、「平紋」、「雙面」、「珠地」，都是他們主打的範疇。那個年代的裕豐沒有做本地品牌，方向很明確，就是出口。

「嗰時真係冇做本地品牌嘅，完全全部做出口嘅，就做主打英國嗰啲大客。」

至於「裕豐」這個名字，本身也帶着很鮮明的家族痕跡。Yvonne 說，父親替公司起名時，特別喜歡用一個「豐」字。早年做棉紗和布料時用的是「祥豐」，後來發展出不同業務，「豐」字也一直跟着留下來。

「個名係爸爸改嘅，所以好多都係一個『豐』字嘅。『祥豐』就係佢當初做嗰啲棉紗、布，嗰時用『祥豐』嘅，之後去織布、染布都係有個豐字，就叫做『裕豐針織』。所以而家分咗出嚟嘅就叫『裕豐時裝』，全部佢改嘅名都有個『豐』字。豐盛嘅豐。」

若從這個角度來看，「裕豐」不只是一個名字，也像把這個家族當年的發展軌跡，一併留在名字裡。

III擴張

沿着這條由布到衫的發展路徑走下去，裕豐很快便不再只是一間留在香港本地運作的製衣廠。當出口生意擴大到某個規模，原有的廠房、人手與生產節奏，已經不足以支撐整盤生意。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裕豐開始把工廠一步步伸延到香港以外。

「咁即係個生意額大咗嘅時候，香港供應唔到，再加上內地廠房平㗎嘛，啲人工又平，同埋大陸會係有優惠畀港商投資。咁所以我爸爸就喺大陸都開咗廠。咁重有因為個 quota 配額問題，咁我哋各方面都要有，就可以增加競爭力，所以我哋澳門都有廠。」

香港本地的生產能力開始見頂，廠家要面對的，也早已不單純是做不做得起的問題，而是怎樣在不同制度與不同地域之間重新部署。Yvonne 提到，大陸廠大約開於 1986 年，澳門廠則在 1989 年左右。到了那個時候，裕豐已經同時在三個地方運作。

「三個地方，嗰陣時嗰個生產量呢，差唔多係有七、八千打一個月嘅。」

這樣的規模，本身已經說明工廠當時不可能只守在一個地方。對製衣業而言，廠房的擴張很多時候其實也等於對勞動力的擴張。產量一旦被推高，工廠最先要解決的，往往就是人手。這不只發生在跨境設廠的層面，連同香港本地不同區域的工作坊，也同樣要想辦法再吸納工人。

「根本你要交貨，你要有咁多嘅產量，咁就需要有更加多嘅勞動力。譬如我哋喺長沙灣都有間細廠，就係想吸納嗰個 area 嘅工人。譬如喺荃灣已經好飽和，好難搵到啦，咁睇下嗰邊係咪可以有多啲工人。」

裕豐當年的擴張，大陸、澳門，以至香港不同區域的細廠，全部都圍繞着同一個問題，怎樣在最短時間內找到足夠人手，把貨交出去。

至於 Yvonne 回來接手裕豐，起點也和這種家族工廠的邏輯有關。她並不是一早對製衣業有甚麼宏大抱負，但父親很明白，當工廠做到某個規模，單靠聘請外來管理層，很多事情始終未必守得住。尤其是一間依賴訂單流轉、外發加工與內部協調的工廠，真正會在哪些位置慢慢「走漏」，很多時候只有老闆自己最清楚。

「當初係爸爸叫我返嚟，因為我係大女，佢希望有個自己人喺公司。」

她未回公司之前，廠裡曾經由外來人擔任廠長或銷售經理。對一間工廠來說，這些位置都很關鍵，因為他們既接觸客人，也接觸內部生產安排，表面上都是替公司做事，實際上卻很容易在流程之中形成一些公司未必即時看得見的損耗。

「嗰個廠長見到你咁多單做唔切呀，咁佢咪發去畀出面加工囉。咁我哋當然話好呀，你加工可以趕貨嘛，咁佢中間會賺錢嘅嘛。就係呢啲咁嘅走漏嘢，所以佢就想有自己人喺公司。」

這裡所謂的「走漏」，更像是在日常運作裡一點一點流失出去的利益。訂單可以轉去其他廠，加工可以外發，流程表面上仍然運作正常，公司卻未必完全掌握中間發生了甚麼。對父親而言，把 Yvonne 叫回來，與其說是交棒，不如說是先把這些普遍存在、又不容易被明言的漏洞堵住。

因此，她回來接手的第一步，便是進入那一套早已運作多年的工廠邏輯，替家族把那些看不見、卻一直在流失的地方，一點一點看清楚。而這種「看清楚」，也包括回頭理解這間廠最早是怎樣接單，怎樣一步一步把客路做起來。

裕豐早年的訂單，大多經由「洋行」帶進來。那個年代很少工廠會直接同客做，更多是透過貿易公司在中間接洽。工廠負責起辦、報價、生產，至於真正和海外客戶對接、處理來往與文件的，很多時候仍然是中間那一層。

「都係經嗰啲行嘅。我哋叫『行』呢，差唔多係嗰啲 trading 呀、貿易呀。嗰個年代呢，好少話同客直接做嘅，都係經佢哋。然之後逐步逐步就再變咗做同嗰啲叫做 buying office 呀或者 agent 呀咁樣做法，一路都有個轉變。」

後來，這種模式也慢慢改變。隨着工廠做出成績，合作對象逐步由洋行轉向採購部或代理，跟客人的距離亦開始拉近。大約到了 1978 年左右，裕豐開始接觸美國市場，最初也是有些「行」知道他們有這樣一間廠，主動聯絡，工廠才藉此認識到美國品牌。

「嗰時係有啲洋行，就知道我哋有間實際生產同出口配額，會 contact 我哋，咁就開始認識啲美國嘅品牌啦。咁就逐步逐步，即係有返咁上下嘅成績，就會有客同客之間嘅介紹。咁就生意就越嚟越大。」

最初靠中間人帶路，做久了之後，工廠也慢慢建立起自己的客路與口碑。客與客之間再互相介紹，生意便一路擴大。裕豐雖然是透過「行」進入出口市場，但之後並沒有一直停留在被動接單的位置，而是逐步在出口鏈條裡站穩了自己。

與此同時，工廠內部的做法也在變。裕豐最初由織布、染布一路走到成衣，但這種「自供自給」的模式，後來並沒有一直維持下去。當生產量越來越大，單靠自己供應布料其實已經應付不了需求，有時甚至外面買布還更快。原本那套由布到衫全部抓在手上的方式，到了某個規模之後，反而變成一種負擔。再加上染廠本身牽涉污水處理等成本，到了八十年代左右，公司便開始重新計算這盤數。

「因為我哋本身係諗住自供自給嘅，但當你量大嘅時候，自供自給應付唔到，你都要同人哋買布。可能人哋會快過你添，因為香港始終唔係咁大㗎嘛⋯⋯咁就諗過條數，即係何必去到咁大皮費，生產量又唔多，又供應唔晒自己。嗰陣時就將嗰啲織機搬返晒去大陸囉。」

這個轉向的決定其實很容易理解。工業分工越來越細，工廠不再需要把所有環節都抓在手上，而是要把資源集中在自己最有優勢的位置。對裕豐而言，最後留下來的重心，就是成衣生產。

「後嚟變咗最主要係做製衣賣畀客。專注喺嗰度。」

回頭看，裕豐早年的發展其實很能代表香港製衣業一條相當典型的路徑。起初是沿着家族原有的布料生意一路延伸，做到織布、染布，再自然走到成衣；等到出口市場擴大、生產規模改變，工廠又不得不重新取捨，把原本抓在手上的生產線拆開，慢慢集中到最能直接回應市場的位置。

IV大貨

說到裕豐最輝煌的時候，Yvonne 第一個想到的，是自己剛回來的那段日子。在她的記憶裡，那時真的很忙，忙到幾乎每晚都要加班，年尾趕貨時甚至做到通宵。七十年代中後期到八十年代初，歐美市場大量在亞洲採購，而大陸又未算真正成熟，香港製衣業因此正處於一個非常旺盛的階段。那種旺不只是訂單多，而是整間廠每一個部門都同時被推到最前，辦房、跟單、車位、燙房，全部都要跟得上。

「我覺得應該係我返嚟嗰陣，嗰陣真係好輝煌。因為好忙㗎，即係每晚都會加班。係 74 年至到 80 年呢段時間，都可能係歐美市場，都係大量喺亞洲嗰度買貨。而大陸又未開始，即係未咁成熟。嗰陣時啲生意係好好嘅。尤其是年尾我哋要趕貨，真係可以做到好夜，通宵。啲工人都會好齊心。」

那種忙，從來不是靠一兩個人捱夜便可以撐住，而是一整套系統同時運作起來。若連同澳門廠計算，裕豐最高峰時總人手達七百人；單是現在這個廠房，最多時也有過百人。這些數字背後，反映的是一套完整的出口工廠結構。辦房、跟單、車位，每一格都要有熟手的人在場，整套流程才轉得起來。Yvonne 特別記得，單是辦房已經有九、十位同事，因為光是做辦都已經做不切。

「以前嘅辦房，我哋有三個辦房師傅。當然車辦嗰啲姐姐可能有六個七個，因為做辦都做唔切。」

在這樣的黃金年代裡，客人落單的方式，也和今天很不一樣。工廠面前沒有太多零碎的小單，更多是一種以大貨為前提的節奏，計算單位、報價方法，甚至跟客人傾單的方式，都屬於另一個時代。

「英國客人譬如一個款式落一千打，嗰時我哋係用『Dozen』計嘅，全部係講『打』嘅，而家先講件。」

大部分情況下，客人仍然會經過貿易公司或中介來做，先找工廠起辦、報價，再決定落單。不過她也記得，有些客人會直接來香港見廠，其中一位英國客 Simon Shirt 便是如此。

「我哋做起件辦，帶去酒店畀佢睇，佢覺得價錢合適，佢即刻喺你面前寫單，好爽快，即係容易好多。」

這種爽快，某程度上也說明了當時出口市場的運作邏輯。只要貨做得到、價錢對，整件事便可以推得很快。和今天常見的小批量、多變化做法相比，當年的工廠更接近一套圍繞大量訂單運作的生產機器。一季接一季的款式、更替頻密的布種，以及一整套不能停下來的流程，由辦房到跟單，再到車位與出貨，每一格都必須有人接上，整間廠才轉得起來。

也正因為整套工廠本身就是為大批量而存在，本地市場在當時幾乎沒有真正進入過他們的考慮範圍。客路本來就在外國，而工廠內部的人手配置、收入模式，以至整條生產線的節奏，也全部圍繞着出口大貨而設計。本地市場單量太細，工人賺不到錢，工廠也很難用原有方式去應付。

「真係冇本地，即如果你本地賣得幾多呢？廠做開大量生產，係唔習慣做細單嘅。即係嗰啲工人姐姐賺唔到錢。佢哋嗰時計件工，係佢做幾多件有幾多件收入，如果你少數量佢做完，咁佢收入唔會多。大家嘅注意力都係單係出口，因為個量大。」

出口大貨之所以成為重心，不只是因為客路在外國，更因為整間廠的人手配置、收入模式、落單方式，以至部門之間的配合，全部都是為了大批量生產而存在。工人按件計，做得快才賺得多；廠房要留住熟手，也必須有足夠大的工作量讓她們起貨。當一間工廠長期在這樣的節奏下運作，本地小單自然很難進入它的視野。

在裕豐那種以出口大貨為主的年代，工廠裡最重要的不是某一個人做得幾多，而是整條生產線能否一路順住走。Yvonne 說，當時行的是「分科」制度，一件衣服不會由同一個工人從頭做到尾，而是拆成不同工序，各自分派出去。有人只車領，有人只車筒，有人只車袋，有人只車袖。工序分得越細，工人越能集中在自己最熟練的那一部分，速度也自然越快。那種細密分工，說到底，都是為了把產量推上去，也把工人的收入推上去。

「咁佢哋集中喺嗰一科，佢哋就快，咁佢哋就賺得多錢。你要留住佢哋，一定要佢哋賺到錢，就極少有啲人係全件做嘅。全件做嗰啲就係車辦，所以車辦嗰啲技術係犀利啲嘅，嗰啲就唔係一件件計嘅。」

真正由頭做到尾的工人其實很少。Yvonne 提到，全件做的多數是車辦，技術要求更高，也不是按件數去計。至於一般大貨生產，靠的是一套非常嚴密的流水式邏輯。哪一步先做，哪一步後做，由車間主管一開始便要把整件衫的工序排清楚。像車嘜這類工序，永遠放在最後，而且通常只由一兩個人專責，為的就是讓整條線盡量不要停。

「嗰個流水式係好緊要㗎，件衫做到呢個步驟就一定要跟住做嗰個步驟，所以有時如果前面啲工序棘住呢，一停後面嗰啲工人就冇嘢做啦。」

這種制度不只關乎工廠效率，也直接關乎工人願不願意留下來。那時做的是件工，做得快、起貨快，收入自然高；若再加上加班，工人更願意做。Yvonne 記得，厲害的車位一個月可以賺到過萬，而加班費又另計，所以只要工廠有貨，很多工人其實很願意跟着做。

「以我印象中，如果佢真係好叻嘅工人，車得快手嗰啲一個月可以搵到萬零蚊。佢哋係好肯加班㗎，你間廠冇加班佢唔嚟添。而且容易起貨個款式會更加快，好難嗰款，你幾日先至可以有一件出嚟，咁影響佢哋嘅收入，咁佢有得揀佢就走㗎啦。」

不過，這套制度有一個很清楚的前提，就是單量要夠大，款式不能太難。若款太複雜，幾日才起到一件，工人的收入便會被拖低；若工廠沒有足夠工作量，熟手工人自然會流走，去別處找更穩定的收入。大貨年代之所以撐得起這套分科與件工制度，背後始終有足夠大的出口市場在支撐。

也正因如此，當大陸逐步開放之後，香港製衣廠很快便要面對另一個局面。Yvonne 說，當大陸工廠越來越多，香港已經不可能再跟它們鬥價錢。對香港來說，唯一的出路，就是轉去做那些難度更高、要求更細的款式，接受單量越來越小的現實。

「總之大陸開放，越嚟越多，大陸好多廠呢，咁就唔夠佢哋爭㗎啦，因為佢哋平，咁所以自然就香港只可以做啲難度高啲嘅客人要求嗰種，單量就冇咁大。」

這種轉向，在 Yvonne 的描述裡帶着很強的被動性。工廠沒有太多選擇空間，價錢既然爭不過，便只能往另一邊走，接受單量一路縮細，也接受客人對品質與複雜度的要求一路提高。

「亦都逼住要轉型，做啲高價複雜啲嘅款，接受數量細啲嘅，數量細啲譬如係500或者400，都係以打計，一路一路一路少。」

隨着單量縮細，工廠面對的對象也慢慢不同了。以往靠貿易行、代理或中間人牽線的做法，到了後來，越來越多大品牌直接透過香港的採購部跟工廠聯繫溝通。這種變化，一方面代表中間環節減少，另一方面也代表工廠要更直接地回應品牌本身的要求。

「嗰時大品牌係 Ralph Lauren、Burberry，或者係 Tory Burch 等等，呢啲品牌嘅做法全部都係同佢哋香港嘅 buying office 做嘅，因為你所有嘢係直接啲溝通，唔會大家會有誤會，啲客嚟到就係喺佢哋 office 見。」

裕豐後來之所以仍然能夠留在香港，靠的已經是另一套做法。工廠的重心，逐漸由當年那種大量、分科、件工撐起來的出口節奏，移向高質、少量、需要直接對接品牌的製衣方式。

這條路走起來，英國客和美國客給工廠的壓力其實很不一樣。Yvonne 回憶，英國那邊最大的問題，是價錢被一路壓低。尤其當他們越來越熟悉大陸工廠之後，香港原本做開的街牌路線便很難再做下去。對工廠而言，這不是單純少了幾張單，而是原來那套靠大貨撐起來的出口模式，開始失去競爭力。

「英國佢哋開始識搵大陸廠做，跟住落去嗰啲街牌嗰啲，Topman 嗰啲，係你唔夠佢哋競爭㗎啦。好平，壓到好平。」

當價錢壓到某個位置，對香港工廠來說，方向其實已經很清楚。再留在原來那條路上，只會一路被迫退。既然鬥不過便宜，就只能改為做那些大陸未必那麼容易接得住的東西，把自己慢慢推向要求更高、價格也相對更高的那一邊。

「咁你知冇得做，迫住就要開始要行啲高價啲嘅路線。」

至於美國客，壓力則主要落在另一邊。若說英國客迫使香港工廠放棄原來那種大貨街牌邏輯，那麼美國客要工廠面對的，便是一整套更細、更嚴、更完整的要求。整件事不再只是把貨做出來便算，而是工廠本身也要不斷升級，才有資格留在這套體系裡。

「美國嗰度會係嚴啲嘅。多啲要求嘅。就包括要睇廠、查廠、查貨、搵公證行查貨，咁唯有逐步 upgrade 自己囉。」

做得久了，這些要求對裕豐來說已經不是陌生的東西。真正困難的地方，很多時候反而落在細節。品牌看重的，不只是大方向，那些最細微的位置有沒有做好，也很重要。工廠若沒有足夠經驗，很多時連問題在哪裡都未必即時看得出來，更遑論當場回應。

「名牌通常嗰啲要求都係集中喺啲細微嗰啲細節位，細節嗰啲位同埋做工，咁佢哋嗰邊有專業嘅叫做技術人員，你真係要有返咁上下嘅料呀，你先可以回應到佢哋嘅問題呀幫佢解決。」

也因為這樣，工廠在轉型過程裡其實是一邊失去原來的大貨優勢，一邊又要在更高要求的客路上重新證明自己。能夠留下來的香港工廠，很多時就是在這種擠壓之間，慢慢把自己推向另一個位置。它不再靠量取勝，也很難再靠價錢取勝，最後能夠留下來的，往往是那些還能在品質、細節和判斷上回應品牌要求的部分。

V配額制

不過，在那個年代，接到單並不代表事情已經定下來。對做出口的工廠來說，真正要計的，還有 quota，也就是配額。Yvonne 說，當時香港政府派發配額，是根據工廠前一年的出口量去分配。出口得多，下一年手上的額便會多；若出口量少，能夠分到的數量自然也會跟着縮小。

「有香港政府派發根據你前一年嘅出口量，譬如你前一年出口量有幾多去美國幾多去英國，咁佢就照嗰個出口量去分佢哋嘅。」

配額從來不是平均分配的。它和工廠本身的規模、過去的出口量，一直都緊緊扣在一起。更複雜的是，配額還不只分市場，裡面還分種類。一類夠，未必代表另一類也夠。工廠接單時，除了報價、算成本，還要同時估算自己手上的額撐不撐得住。

「重有再分類，你美國裏面譬如 T-Shirt 係屬於某某類，Jacket 屬於某某類，你有呢一種未必有第二種，所以除咗接單之後就要諗埋個 quota 問題。如果你唔夠嘅，你就同啲大廠攞。例如麗新，佢哋揸住好多美國額嘅，咁我哋咪要同佢買，咁所以市場呢個 quota 價都會波動，多人問嗰啲咪起價，因為譬如佢哋用唔晒嘅，佢咪有得賣出嚟。」

當手上的配額不夠，工廠便要向外買；若自己有多，又可以轉手賣出去。久而久之，這些額度本身也變成一門生意。它既是限制，也是一種資產，不只是用來出貨，更是工廠手上可以調動、也可以被消耗掉的籌碼。

「你用唔曬你可以賣畀人嘅，咁你自己接單都唔夠用呢，你咪要同人哋買返嚟囉，咁呢個買賣 quota，quota 都係一個賺錢嘅。」

對工廠而言，配額牽涉的從來不只是接不接到某一張單，整年出口部署也要圍着它來計。接單時要預，年尾趕貨時更要守住，因為如果當年的額走不完，下一年就可能被削減。額一少，往後可以接的單也會跟着少。

「政府唔會無啦啦畀你嘅嘛，睇你以前嘅出口量而畀你嘅，所以接單時要預算㗎啦。你都要接多一單，所以你要再搵多啲 quota 返嚟。你唔夠，而又你買唔到，你當時計價嘅呢要蝕錢㗎。咁冇辦法啦，你要走貨都要買。而如果你唔 keep 住做、keep 住出多啲，你就會俾政府 cut quota。係咁 cut quota，即係 cut 咗你嘅財產嚟，嗰啲差唔多係財產嚟㗎。」

對當時的製衣廠來說，配額早已不只是政策限制，幾乎已經成為做生意本身的一部分。報價要計，接單要計，工廠手上的操作空間，有時也要用配額多不多來衡量。對出口工廠而言，配額就像一種隨時可以買賣，卻又隨時可能被削減的求生工具。

有趣的是，即使工業做得那麼旺，本地消費者對「香港製造」本身，卻未必有很強的認同。Yvonne 回憶，那時真正吸引人的，很多時反而是日本衫，或者一般所謂「來佬嘢」。

「嗰時啲人全部係搵日本嚟嘅衫，始終俾人好似有個信任度高啲。咁真係我哋好少接觸嗰啲人係去搵香港製造嘅衫，即係都會覺得香港製造冇外面嗰啲咁好⋯⋯其實嗰個品質唔夠好，係因為好品質嘅香港製造嘅產品出晒口，所以佢哋見唔到。出晒口喇已經，本地嗰啲佢哋都冇乜咁高嘅要求。」

香港人對香港製造的觀感，某程度上更多是由那些留在本地、要求原本就沒那麼高的產品慢慢形成，未必來自最具代表性的出口貨。對一般消費者而言，買衫很多時先看款式、顏色，再看品牌，產地反而未必是第一個考慮。

「如果你一般普通嘅衫，就唔會考慮佢喺邊度做，都係睇款式呀，顏色自己鍾意。但就普遍嗰個時代香港人都係覺得嚟佬嘢、日本嘢係最正。有啲崇洋嘅心理。」

所以回頭看，當時香港人對衣服的想像，本來就很少圍繞「香港製造」建立起來。相反，對外來品牌與外地製品的偏好，反而更像是那個年代普遍存在的消費心理。香港的工廠可以靠生產出口做得很大，本地市場卻未必因此自然產生對本地製造的認同。

VI變局難守

至於香港製衣業後來怎樣一步步衰落，Yvonne 的講法也很直接。在她的記憶裡，這從來不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斷裂，反倒更像是一條慢慢移動的線。最早，很多客人開始直接去大陸找廠，看中的當然是那邊人工平、成本低。大陸當時未必做得到香港那種手工，廠家仍要花時間培訓；但當工廠越來越成熟，技術也一路跟上，連接單本身都不再需要經香港，整個重心自然便一路遷移過去。

「香港真係好多廠搬去大陸，都係想利用佢哋嘅人工平個優勢。咁但係你要花好多心機去培訓，都未必做到香港手工。咁係逐步嚟嘅，當佢哋又成熟晒啦，佢哋都識啦，咁佢哋可以自己接單啦已經。」

在這個過程裡，香港和大陸之間其實曾經有過一段頗清楚的分工期。大單、簡單款、要求沒那麼高的貨，通常放在大陸做；香港留下來的，則是那些單量較細、但要求更高的款式。香港工廠並非立刻被擠出整個生產鏈，而是先退到一個較高要求、較小批量的位置。

但即使退到這個位置，成本壓力依然一路存在。後來有些公司索性把辦房都搬上大陸，香港只剩下一個寫字樓。Yvonne 說，連她也曾被人問過，為甚麼還要留住這間廠。

「好多公司都係直情喺大陸有廠，連辦房都搬埋上去。我重俾人問重 keep 住間廠做咩。因為真係香港嗰個成本係貴嘅。咁所以有啲公司就會直情淨係喺香港有個寫字樓咁。」

她們自己也試過把部分後整工序搬上大陸，例如「查剪燙包」，也就是查衫、剪線頭、燙和包裝。這類工序在香港做，人工確實太貴。但真正操作起來，問題很快又會出現。衣服若做出來有瑕疵，需要即場修改，始終還是要有車位在場；若只搬一部分工序上去，結果很多時是問題越滾越多，最後又要再加人、再加工序，慢慢又變回一個更完整的廠。

在 Yvonne 看來，這條路其實仍然可以走，只是走到最後，真正決定一切的，始終還是成本、政策與客人的取向。對客人而言，地方本身很多時都不是首要考慮，只要做得到要求，價錢又合適，自然就會選擇更便宜的那一邊。

「最主要係成本同埋政策，客人心態佢冇咩㗎，你喺邊度做都交到佢要求，個價錢啱佢就去邊度。」

這種心態，在大陸開放之後其實非常直接。Yvonne 記得，曾經有客人會明明白白要求工廠報兩個價，一個香港做，一個大陸做。對方未必真的是想比較兩地手工有何不同，而只是想知道怎樣拿到那個更低的大陸價。

「佢哋會要求你報價，報兩個價畀佢，香港做同埋大陸做，個價會咁樣嘅，佢覺得你大陸做一定係要平啲囉。」

只有當款式複雜到某個程度，例如一些做法繁複的裙款，大陸那邊未必接，香港才仍然有比較明確的空間。客人很多時候看的，始終都是很實際的成本條件，產地本身反而未必會被放在最前。這一點，Yvonne 也講得很坦白，大家做生意，在商言商，本來就是如此。

走到今天，香港製衣業面對的困難，Yvonne 說得很直接，首先就是請不到人。真正懂做、又肯留下來的人越來越少，新人幾乎斷了。她回憶，以前即使請人有困難，至少還可以找「養成工」回來慢慢教，肯學的人也多，你願意教，對方就願意入行。但到了現在，單靠加一點待遇、多一點入職 bonus，很多時已經起不了作用，因為根本沒有人來試。

「以前嗰個年代呢，你搵唔到人，你甚至乎可以搵啲新人嚟培訓，佢哋好容易、好願意入行，你肯教佢，佢就肯做，肯喺度做，而家冇啲咁嘅工人。以前請人請唔到嗰時呢，有新人入職費，你入嚟做三個月，又會畀個 bonus 你，而家呢啲冇用㗎啦，根本就冇人嚟試。」

這種斷層，也從單純的人手問題直接變成技術傳承問題。像辦房師傅、紙樣師傅這類位置，本來就要靠時間浸出來；但當老師傅越來越老，下面又沒有穩定的人接，整件事便很難延續下去。老師傅未必不肯教，只是教一個新人本來就要花很多心力，若對方做不久便走，前面的工夫很容易全部落空。與此同時，租金、人工又一年一年往上加，工廠要繼續運作，自然越來越吃力。

「技術傳承唔到，係真係因為冇人呀，你譬如辦房師傅，你話搵一個人嚟學紙樣，佢都唔係好想教啦，首先就係你教教下佢走咗去，咁又嘥工夫嘥心機，而佢自己年紀又大。 如果你講成本嘅話，當然廠房嘅租金呀，人工呢，呢啲全部都係影響成本，好難做。」

對今天仍然留在香港的製衣廠來說，困難於是變得很清楚：前面是成本，後面是斷層，中間則是一整套再難複製回來的熟手系統。真正難守住的，從來不只是機器或地方，而是那班曾經撐住整條生產線的人。

也正因為人手與工藝都越來越難守住，出口這件事本身，到後來也開始變得不再那麼值得做。近年裕豐連出口單也開始減少，背後並不只是市場淡了，做出口所附帶的成本與規矩，已經越來越重。Yvonne 說，COVID 之後，公司索性不再把出口作為主力，其中一個很現實的原因，就是那些大品牌每年額外加在工廠身上的費用與要求。

「我哋喺COVID 之後，轉咗唔做出口單，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哋做返嗰啲大牌子，會有好多嘅費用，例如查廠費，查廠費係一年要畀二千幾蚊美金嘅，佢會嚟查你間廠合唔合規格，你要執正好多嘢，執正好多嘢都要個費用，即係每年都要咁樣 keep 住。雖然你同佢長期做緊，但佢都要每年嚟做一次，呢個係美國大公司規定，咁如果我而家唔做出口啦，我就慳返嗰啲費用。」

走到這一步，問題已經不只是接不接到單，而是接了之後值不值得繼續做下去。查廠費固然是一筆看得見的支出，更麻煩的是，整間廠還要長期維持在對方要求的規格之內。對工廠來說，這些規範不會因為合作多年而自動放寬，反而是每年照樣重來。外國訂單的減少，很多時候未必是因為沒有客，而是因為接這些客本身已經不再划算。

Yvonne 也提到，近年仍然偶爾會有新客找上門，但當她一說明現在工廠的做法已經不同，未必再配合得到對方原本那套查廠要求，對方便很快不再往下談。走到今天，影響工廠的不同因素，例如外圍政策、品牌規範和營運成本，一層一層疊上來，最後逼着工廠把重心轉去本地細單。

除此之外，外在環境近年還有另一個變化，就是產地標籤本身的改動。Yvonne 提到，裕豐原本一直以針織為強項，但近年也開始兼做梳織，為的是讓工廠對客人的吸引力再大一點，選擇再多一點。這個轉向背後，其中一個很實際的原因，是 2019 年後美國不再把香港產品視作 Made in Hong Kong，而是將其歸入 Made in China。對她而言，字眼上的小小改動，卻把香港製造原本僅存的一點區別，也進一步抹平了。

「咁但係當你香港做都只可以做 Made in China 呢，咁會冇咗個價值喺度。」

她的意思講得很明白。以前若同樣是高要求品牌，Made in Hong Kong 至少仍然是一個可以被辨認、甚至可以賣得較好價錢的標誌。但當香港做的貨最後也只能寫成 China，對客人來說，那份產地優勢便很快變薄。若大家最終都變成 China，那麼深圳做、上海做，和香港做之間的差別便越來越難講。與此同時，大陸本身的水平也一路提高，部分客人便再往東南亞搬，尋找下一個成本更低的位置。

即使如此，Yvonne 也不是完全沒有再接觸外國客。現在仍然會有一些細客回來找他們，尤其是以前合作過的英國客。有些客本來在印度、葡萄牙等地做貨，後來別處交不到貨，才再回頭找裕豐試單。這類客人通常單量不大，要求也不再像以往那些大品牌一樣繁複，不一定會查廠，合作方式反而靈活一些。

不過，就算真的重新談成，出口客仍然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數期越拉越長。Yvonne 說，最初可能是三十日，之後變四十五日、六十日，甚至試過有客要求九十日。對工廠來說，這等於貨已經交了，錢卻要很久之後才收得回來，變相是工廠在替對方墊支。

「譬如你頭頭同佢做三十日數期，跟住佢遲啲呢，同我要四十五日，跟住六十日，試過有客話要九十日㗎，咁你咪好離譜呀，即係我 finance 你。」

也正因如此，今天和外國客談生意，問題很多時不是做不做到，而是做下去之後，整體條件是否仍然合理。對一間仍然要守住人手、現金流和日常運作的工廠來說，這些外在壓力加在一起，往往比單純少了幾張訂單更難應付。出口越來越難做之後，真正留下來的問題，其實就變成：香港製衣還剩下怎樣的可能？

VII斷層

談到香港製衣業的前景，Yvonne 的看法其實很清楚。她不覺得這一行已經完全沒有可能，只是能夠留下來的形式已經越來越窄。若只是少量、高品質，例如西裝這類單件式、工序相對集中、可以由少數熟手支撐的製作，或許還有空間；但若要維持一間真正意義上的製衣廠，背後始終需要裁床、辦房、車位等不同工序互相配合，一個位置一旦退下來，整條線便很容易斷掉。

「如果你話少量，好似做西裝咁，都得㗎。但係你真係即係好似頭先講話要咁多人去配合。做西裝嗰個可能佢自己識起樣，裁埋，或者搵一個人車，咁就得。如果唔係，譬如我而家係個裁床師傅，如果佢退休呢我已經冇人裁嘢㗎啦。其實嗰個人同埋嗰個工藝冇人承接就冇㗎喇。」

這也意味着，未來就算仍然有製衣留在香港，很可能也只會剩下極少量、高品質、靠少數人勉強支撐的形式。工藝這件事，說到底還是跟着人走。沒有人承接，便沒有下一步。就算真的有年輕人願意學紙樣，懂得畫樣、起樣，最後也仍然要有人把件衫車出來，否則整件事始終成不了系統。

因此，問題到最後還是落在人身上。就算工藝仍然存在，工序仍然需要，若沒有人願意把這一行當成一條職業路去走，整套系統便很難真正延續下去。Yvonne 認為，這種斷層之所以越來越難逆轉，說到底仍然是因為今天已經沒有人願意留下來做這份工。

「製衣業訓練局佢哋有課程讀車衫，我直情係打電話去嗰度，話我哋想請人，有冇人介紹，佢哋都話我幫你 post，從來冇人問。我唔知，嗰啲人讀純粹係一個興趣，唔係用嚟做職業，同以前年代唔同，以前學完想出嚟做。」

在她眼中，如今來讀這些課程的人，很多時只是出於興趣，而不是想把它當成一份會長做下去的工作。這個轉變很關鍵，因為當「學」與「做」之間不再自然接上，技術便很難在工廠裡真正傳下去。以前即使請人有困難，至少還可以從新人開始慢慢教；現在的問題，卻是連願意走進來試的人都很少。

這背後當然也和整個勞動環境有關。車衫辛苦，要長時間坐在機前低頭做，工時長，勞動也密。與此同時，外面又有太多其他工作可選，未必比這行差多少，卻可以做得輕鬆一點。結果便是，即使偶爾有人來試，也很容易很快放棄。

「而家你請人，最多係叫佢哋介紹，或者以前做過，而家退休冇嘢做嗰啲，佢覺得好難做，要求好高，可能佢返半日工，或者試一日就唔嚟喇，出面有好多工，唔使做咁耐，有很多選擇。」

對裕豐來說，這種斷層並不抽象，而是會直接落到工廠日常營運本身。現在不僅是單量減少，訂單不穩定也是迫在眉睫的壓力，連現金流也會跟着受影響。更現實的是，廠裡現在最年輕的工人也已經六十多歲，大家隨時可以退休，而她也無法確定到時還有沒有人補上。

「唔知未來呢啲工人姐姐係咪會退休，因為我哋而家最年輕嘅都係六字頭。佢哋係可以隨時唔做嘅，屋企唔係等住佢哋養，係佢哋退休之後有啲嘢做做下，就繼續做。」

在這樣的情況下，今天一間廠能否繼續開下去，接不接到單反而不成問題，手上這一批人還能撐多久，才是更關鍵的因素。成本一年一年上調，外在政策又不斷變，工廠能做的空間自然越來越窄。Yvonne 沒有把它說成甚麼戲劇性的危機，只是很平靜地講出一個事實：一年比一年難，而那個「難」，是人手、成本、訂單與政策一層一層壓下來的結果。

當問題已經不只落在工廠內部，下一步自然便會問，外面有沒有甚麼能夠真正幫得上忙。像是近年政府一直推動再工業化，也推出了不少資助計劃，但 Yvonne 的回答幾乎沒有猶豫。在她看來，資助其實一直都有，只是很多時候方向並不一樣。例如高科技、AI、新設備、新品牌，甚至到內地開網店平台去賣貨。這些方案對某些企業或許有用，但對一間仍然靠傳統工序、人手配合、現場運作去維持的製衣廠來說，未必真正能對症下藥。

「我嘗試過，佢哋會有好多嗰啲資助嘅，叫你申請特別嘅資金，但係佢哋係話你要去高科技發展，你可能要轉做 AI，或者要做個電動乜嘢機，或者嗰啲生產，佢就會幫你，或者你要成立你自己嘅品牌，或者你要返大陸做網上平台賣嘢，佢會資助你，但係呢啲對於我哋嚟講，都好似唔多適合。」

她甚至舉了一個很實際的例子。像公司裡那麼多部電腦，明明都已經舊了，若果只是想申請資助去升級，原來也未必找得到相應的項目。政府並非完全沒有資源，只是那些資源未必看得見這種仍然依靠傳統工序維持運作的工廠，到底真正需要甚麼。

「我記得我曾經問過，我哋公司咁多部電腦都已經舊咗，可唔可以申請資助升級呢？佢哋話冇呢個 item。政府對於呢種傳統工業、傳統產業，就已經冇乜好留意，唔係好關注。」

至於廠房本身的營運壓力，Yvonne 反而先說了一句「好彩」。裕豐現在用的是自己的廠房，單是這一點，已經比很多仍要捱租的工廠鬆一口氣。即使如此，工廠也不是沒有想過縮細、搬遷，或者用新機器去改善流程，只是每一步細算下去，都會發現事情並不如想像中簡單。

「投資新機器根本冇可能。有啲新機器好大座，譬如人哋話你搵個自動裁床，自動裁床你都要搵個位畀佢擺。自己搞車花，唔使上落大樓，搵個位擺車花，重要訓練一個人去做車花。而特種嘅衣車係需要一啲訓練過嘅人去車。嗰個人唔做，嗰架車就冇人識做。」

就算買得起新機器也好，買了之後有沒有地方放，有沒有人會用，也是經營上難以解決的難題。像自動裁床這類設備，本身已經很大座，要額外騰出位置；若再加上車花等工序，也不是把機器搬進來便算，後面還要訓練人手，才真正用得起來。對一間規模已經收縮、又要處處計算成本的工廠來說，這些投資很難只是技術升級那麼簡單，而往往牽動整個空間與人手配置。

而且有些機器本來就不是買了便自然生效。Yvonne 提到，特種衣車尤其如此，始終要由受過訓練的人去操作。若那個熟手工人不做，那部機其實也等於沒有人會用。今天廠房就算想升級，背後那套空間、人手和技術承接是否仍然存在，也仍然是解不開的結。

也正因如此，若今天真的還有年輕人想入行，Yvonne 反而不會先勸對方勇敢追夢，而會先問一句：你為甚麼要入這行？這種問法聽起來有點冷，實際上卻很誠實。因為她很明白，今天的製衣業已經不是一個只要有興趣就可以慢慢摸索下去的地方。你學紙樣、學車衣、學做辦，學完之後，仍然要有一個地方讓那門技術可以真正落地，否則那份技能便只會停在半空。

「我會問，叫佢諗清楚點解你要入呢行。學咗之後點樣呢？譬如製衣真係有好多，你學紙樣、學車衣定係學做啲乜嘢呢？咁如果你要學車衣嘅話，將來香港冇工廠嘅話，你去第二個地方車？佢要學到呢個技能，都要有得發揮先得㗎嘛。如果佢學紙樣，佢學咗紙樣都要搵人車到先得。所以係要諗。」

不過，若真的要學，Yvonne 認為最值得先學的仍然是紙樣。因為一件衫的起點始終在那裡。版型好不好，穿上身的感覺準不準，很多時候在紙樣階段其實已經決定了大半。她特別強調，紙樣本身也有不同路數，平面紙樣與立體紙樣做出來的效果並不一樣，即使同一件 T-shirt，最後穿上身也可以差很遠。很多品牌之所以貴，除了布料或品牌名字之外，那套更細、更準的處理，往往早就在紙樣裡開始了。

「紙樣係最開始亦都係最關鍵嘅。而紙樣師傅而家係越來越難搵㗎喇，即係紙樣都分好多種，平面嘅，同你嗰啲叫做人體嗰啲呢，都唔同嘅。人體同平面同一件 T-shirt，你著上身都會有唔同。即係點解嗰啲品牌貴啲呢，就貴喺呢樣嘢囉，唔係就咁兩塊布車埋就算。個紙樣係會唔同。呢啲真係細節位，真係唔係做衫都唔會諗到呢啲位，所以呢行係要浸。」

在她的講法裡，紙樣之所以重要，正因為它是一件衫最早開始的地方，也最能把這一行真正依靠的東西顯出來。所謂「浸」，其實就是時間，就是手勢，就是做過一件又一件之後，才慢慢養出來的眼光與判斷。這些位置平日未必會被看見，很多人買衫時甚至不會想到，但一件衫最後值不值得、好不好穿，很多時就是由這些極細微的地方，慢慢把差別拉開。

VIII餘暉

走到這一步，再問 Yvonne 為甚麼仍然堅持把廠開下去，問題其實已經不是在問一盤生意如何維持，而更像是在問，當一個行業明明一路收窄，為甚麼還有人願意留在裡面。Yvonne 的答案很直接，幾乎沒有轉彎，說到底仍然是因為父親。這間廠是上一代人白手興家、慢慢捱出來的結果。對她來說，把裕豐繼續撐下去，某程度上也是把父親留下來的招牌繼續守住。

「最主要係因為我爸爸係白手興家，我覺得應該係盡量去保存落去。想承擔返呢個，呢個名銜，呢個招牌。呢個招牌嗰個名都係爸爸改嘅，裕豐都咁多年喇，都係我爸爸辛辛苦苦做嘅嘛。」

對她來說，這種堅持首先是一種很個人的責任感。這個招牌既然由父親留下來，到了自己手上，便想盡量守住。只是，當話題再講下去，這份「守住」很快又落回眼前的人。因為一間廠最終能否繼續存在，從來都不只看個名還在不在，還要看廠裡那班真正做事的人還在不在。

「唔知可以支持幾耐。但都好好彩，嗰班同事會繼續咁樣做。如果佢哋話要退休喇，咁無辦法啦。或者係一個好蠢嘅諗法喇，我好珍惜呢班同事，佢哋嘅嗰個手工藝。如果佢哋唔做，真係未必搵到一啲車衫咁勁嘅人。但係就算我保住佢哋，佢哋都會一個一個退落嚟。」

這段話其實很有重量。它裡面沒有甚麼關於未來的豪言，反而充滿了對時間流逝的清醒。她知道自己珍惜的是甚麼，也知道那些東西最後很可能留不住。工廠還可以繼續開門，招牌還可以繼續掛着，但做工的人會老，熟手工人會退，一雙手一旦停下來，很多年累積下來的熟練與判斷便很難再補回來。從這個角度看，Yvonne 想守住的，不單是父親留下來的事業，也包括這班同事多年來留在手上的工藝。

也因為她最在意的，本來就是這些落在手上的東西，所以當話題再延伸到香港製衣究竟還有甚麼價值時，她的回答也很平實。她沒有講甚麼情懷，也沒有刻意把香港製造說成一種必須被歌頌的東西，只是把話講回最核心的位置。對她來說，真正值錢的，始終還是品質和經驗。

「我覺得品質同埋經驗。但呢一樣嘢係好難去保存嘅喔，係跟人嘛。」

品質與經驗聽上去像很抽象，但在工廠裡，它們其實都落在很具體的地方：一個版型怎樣修，一條線應該怎樣收，一件衫穿上身為甚麼會差半分。這些東西很多時候不會寫在標籤上，也未必能夠被清楚說出來，它們更多是藏在工人的做法、師傅的判斷，還有不同工序之間長年累月培養出來的默契裡。也正因為它們跟着人走，所以才特別難留。

但她同時也很清楚，這種價值未必人人都看得到。真正明白的人，多數是行內人。至於一般消費者，買衫時先看的通常還是款式、喜不喜歡，再下來才是價錢。「Made in Hong Kong」這幾個字，未必真的足以令一個人多看一眼。

「即係簡單啲講，就係人哋未必欣賞你 Made in Hong Kong 㗎喎。你覺得而家嘅人買衫係睇啲咩先呢？佢哋唔係睇係咪 Made in Hong Kong，睇個款式，自己鍾唔鍾意之嘛，跟住價錢囉。」

一邊是廠裡的人很清楚某些工藝值錢，另一邊則是市場未必會用同樣的方法去理解它。消費者看到的是款式、價格和品牌，廠裡的人看到的卻是版型、做工和經驗。觀看衣服的角度不同，最後得出的價值判斷自然也不同。也因此，當她談香港製衣的出路時，語氣一直都相當保留。她覺得這一行仍然有路可走，只是空間已經很窄，而且不是單靠熱情就能撐起來。

也因為 Yvonne 在意的始終是這些落在手上的東西，所以想把廠繼續開下去，對她而言，早已不再只是生意上的選擇。父親留下來的招牌，她想守住；廠裡一路做下來的人，她也想留住。她當然知道，香港製衣不會再回到從前那種規模，這間廠也不可能永遠以原來的樣子存在下去。人會退休，工序會慢慢斷開，市場會繼續變，連 Made in Hong Kong 這幾個字，走到今天，也早已和從前不一樣了。

只是，很多東西即使明知留不長，也總會想多留一陣。她想守住的，是眼前這班仍然坐在機前做事的人，是她們手上還記得的做法，也是那些做了幾十年、如今越來越少人識得分辨的細節、分寸和判斷。這些東西不張揚，也未必會被外面的人看見，卻一直實實在在地留在每一件衫裡，留在一雙手落針、收線、把一件衫做得再好一點的習慣裡。

然而，她也很清楚，自己未必真能把甚麼完整地保存下來。可至少在那一日真正來到之前，她仍然想讓這間廠開着，讓這班人繼續做着，讓那些還留在手上的東西，不用這麼快就散掉。

她未必留得住一整個產業，但至少，她想替這段還未完全消失的香港製造，多守一會。